【“希望这一次，这对父子真的学会‘爱’了！”】三月末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山区小城沐川县，竹海深处新笋破土而出，满目青翠。
调解室里，空气却凝固得像一块化不开的冰。
父亲坐在椅子上，身子往后一靠，二郎腿高高翘起，眉眼间带着一股倔强与傲气。“啪”的一声，他把一沓厚厚的转账凭证拍在桌子上：“从小到大吃喝花销全是我出的，我哪里做错了？”
对面，28岁的儿子始终佝偻着脊背，面色苍白，紧攥着双拳，只有眼底微微泛红。
这是一场儿子告父亲的官司。
一纸诉状，求的是一句道歉
2026年3月，四川省沐川县人民法院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起诉状。
原告小刘，28岁；被告老刘，53岁，是小刘的亲生父亲。
诉讼请求只有两项：一是要求父亲书面并当庭口头赔礼道歉，二是由父亲承担诉讼费。
没有财产纠纷，没有利益瓜葛，儿子把父亲告上法庭，只为求一句“对不起”？
诉状背后，是一个孩子积压了近二十年的委屈。小刘在诉状中写道：幼年父母离异，他被父亲带在身边。可父亲忙于工作、疏于陪伴，动辄棍棒相加。最刻骨铭心的一次，仅仅因为老师一次常规的家校沟通，他便被打得面部破损。
肉体的伤痕会慢慢褪去，心底的创伤却永久留存。
看着身边同学、朋友被父母温柔呵护，他却常年活在打骂与恐惧中。成年后，小刘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需长期接受心理治疗与药物干预。
“我所求的，从来不是经济赔偿，而是父亲的一句真诚道歉。”
十多通电话里，全是“儿子不懂事”
沐川法院对民事案件实行繁简分流——简案快办、繁案精审。立案庭收到起诉材料后，会根据案情的难易程度、标的金额大小以及争议激烈程度，对案件进行初步判断和分流。专门负责调解“简案”的“学文工作室”，也由此应运而生。
为快速调处各类矛盾纠纷，沐川法院在诉讼服务中心、五个派出法庭均设置“学文工作室”站点。自2023年挂牌运行以来，工作室目前聘有特邀调解员29名。
小刘告父亲的这起纠纷，标的额为零，诉求是赔礼道歉，但背后牵扯的却是二十余年的家庭积怨——案情不复杂，但心结极深。
立案庭判断：这种“家长里短”的家事纠纷，直接判决未必能真正化解矛盾，反而可能加剧父子裂痕，最适合的路径是先行调解。
于是，经过征求双方当事人意见，案件被交到了常驻特邀调解员余琴手中。
余琴拿到卷宗后，没有急着通知双方来法院。她仔细翻看了小刘提交的起诉状和诊断证明，决定先通过电话摸清老刘的态度。
随后，余琴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给老刘。每次接通电话，对面总是抱怨：“这孩子太任性了，一点都不懂事！我辛辛苦苦养他这么大……”
余琴一次次耐心劝慰：“骨肉缘分来之不易，遇事多为对方着想。”
可老刘却听不进去。他甚至坦然地告诉余琴，自己早已更换家门锁具，打定主意把小刘拦在门外。
“细聊中发现，他心里其实是在乎儿子的。”余琴翻着通话记录，心里有了数，“只是这位父亲要强了一辈子，从来不懂得低头。”
她知道，这场调解不能靠生硬讲法条，得先解开父子俩心里的疙瘩。
一个调解员的“共情”破冰
正式调解当日，父子一前一后走进调解室。
老刘率先落座，他说话时手指习惯性凌空指指点点。小刘始终垂首静坐，面色苍白，常年被抑郁症困扰的疲惫，清清楚楚写在脸上。
眼见双方针锋相对，余琴决定：先背靠背调解，分开谈。
单独面对小刘时，他终于卸下了防备。七岁那年父母离异，父亲执意争夺抚养权。可被父亲“争”到身边后，他却从未得到真正的疼爱，棍棒体罚却成了日常。
“我想不通，他既然不爱我，当初为什么非要争我？”这句话，小刘翻来覆去说了好几遍。
余琴没有急着说什么。她轻轻拍了拍小刘的肩膀，把他送出调解室，转身请老刘单独坐下来。
这一次，余琴没有讲法条，而是先聊起了自己的故事。“我小时候也经历过父母偏心，也偷偷哭过很多次。可长大后成为父母才发现，好多事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她掏心窝子的话，让老刘一直高昂的头慢慢低了下来。余琴又点开手机里的《童年老家》，放给他听。伴着抒情的歌词，她缓缓地说：“亲情从来不止是物质供养。超出合理限度的体罚，早已触碰法律红线，也是父子决裂的根本原因。”
房间里安静了很久。
老刘深深叹了口气：“其实我不是不爱他。当年离婚后，我一个人扛下养家育儿的重担，生活困顿、工作不顺，压得喘不过气。我一心盼他成才，用自以为是的方式管教，却把他推得越来越远……”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孩子长大后几乎不回家，偌大的房子常年只剩我一个人，冷清又孤寂。”
一个迟到的拥抱
心结松动后，余琴组织二人面对面坐下。
几番温和磋商，老刘主动开口：“以前是爸爸错了。”
小刘眼眶一红，没有接话，但也没有起身离开。
最终，双方在调解笔录上落笔签字：自愿和好，今后相互多体谅、多关心；老刘承诺，在小刘结婚购房时给予一定经济支持。
签字完毕，调解室里压抑的气氛终于散去。
沉默了几秒，老刘缓缓站起身，走到小刘面前。他迟疑了一下，然后张开双臂。
小刘微微一怔，眼眶瞬间通红。他抬手，紧紧抱住了那个让他又爱又恨了二十多年的父亲。
积攒多年的埋怨、伤痛与隔阂，都在这个迟来的拥抱里，化作了滚烫的泪水。
傍晚，余琴送父子走出法院。山风吹过，竹海沙沙作响。她望着父子并肩离去的背影，轻轻说了一句：“希望这一次，这对父子真的学会‘爱’了！”
“学文工作室”的牌匾静静立在走廊尽头。余琴的调解工作正如牌匾所写的那样——“密切联系群众，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调解员手记】
有人说，调解不成可以转立案、走判决，何必花这么大气力去调解？一纸判决从不是案件的终点。抚平人心伤痕、修复骨肉亲情、守护万家和睦，才是我理解的基层调解工作真正的意义所在。
从事家事纠纷调解工作多年，我见过太多因“爱错方式”而破碎的家庭。父母不是不爱孩子，而是爱得太粗糙；孩子不是不爱父母，而是被伤得太深。
调解员要做的，不是评判谁对谁错，而是在亲子之间搭一座桥——让一方学会说“我错了”，让另一方学会说“我原谅”。
对法官和调解员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来不是一纸判决的“结案数字”，而是当事人走出法院时，眼里的冰化了，心里的结解了。
窗外竹影婆娑，清风拂过满目青翠。往后，我依旧会守在这间小小的调解室里，以己度人、以情暖心、以法润心，用温柔坚定的力量，守护万家烟火安宁。（来源：天平阳光客户端 记者：田甜 通讯员：杨雅惠 熊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