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为何仍不可或缺？

作者：詹妮弗·卡瓦纳，高级研究员，美国“防务优先”智库军事分析部主任
发表于《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 2026. 第24卷. 第4期. 第10–31页

19世纪初，普鲁士军事战略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写道，国家参战只有一个目的——“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后来也用类似方式描述了海战的目标。他认为，其任务是“将敌人的旗帜从海上清除”。

近年来，一边倒的胜利和大规模征服已变得十分罕见。例如，以色列在2023年10月遭袭后对加沙开战，以色列领导层原本意图彻底消灭哈马斯并实现该地区的非军事化。如今，近三年过去，哈马斯运动依然拥有武装，并控制着加沙地带部分地区。同样，尽管美国2026年在伊朗的军事行动本应导致德黑兰政权更迭，但“史诗之怒”行动收效甚微。当华盛顿同意停火时，尽管伊朗遭受了重大军事损失，其谈判地位反而得到了加强。

上述及近期其他军事失败，引发了一个看似简单却尚无明确答案的问题：对于追求政治目标的国家而言，战争是否已失去其实用价值？毫无疑问，军事力量仍能造成破坏并带来毁灭。但是否值得为了实现政治变革或给对手以毁灭性打击而发动战争呢？

有理由认为，如今凭借武力能达成的目标，已远少于以往。

军事力量不再那么有效，有若干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技术变革对较弱行为体有利，使其能够运用非对称战略；以及即便对富裕国家而言，大规模、长时间军事行动的经济和工业成本也在不断攀升。这些限制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永久性的，但无论如何，它们都在深刻地影响着那些考虑在今天及可预见的未来使用武力实现优先目标的政治领导人。

然而，我们也不必急于宣称战争对于追求政治目标的国家已毫无用处。尽管面临新的限制，各国仍可通过至少三种方式有效运用战争来解决政治任务。

首先，最新经验表明，军事力量完全有能力实现有限目标，包括通过短期行动获取有限领土，以及摧毁具有特殊意义的目标。其次，各国仍可出于预防性目的而诉诸战斗行动，以避免不希望的后果，即便它们无法实现大规模的有利变革。第三，各国发动军事行动，以获取对宝贵自然、生产和地缘战略资源的控制。

国防预算不断增长，世界各国都在扩充武装力量规模，推行更加军事化的外交政策。因此，尽管面临新的限制，战争将会变得更加频繁。为避免陷入旷日持久且代价高昂的行动，未来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需要冷静而现实地认识到战争潜力的新界限，并明确何时战争有助于实现目标，何时又会适得其反。

🔹战争效力为何下降

要理解战争效力如何变化，须先审视变化的原因。

最明显的是技术。最新研发成果赋予了弱国不成比例的优势，同时强化了防御方的地位，因此即便是最强大的军事强国也极难取得决定性、快速的胜利。例如，廉价无人机和巡飞弹药的出现与飞速发展，根本性地改变了各作战域的战斗性质。在地面，由于众多无人机遍布战场，军队极难夺取并固守新领土，以往时代的运动战几乎成为不可能。集结坦克、重武器和人员已从军事力量与技巧的标志，变成了一种脆弱性。如今，领土夺占行动可由小股部队实施，他们利用对手防线缺口，快速占据新阵地，并希望由此发展攻势。即便是军队规模不大的小国，也能成功运用此类战术。无人机同样使水上和空中作战更趋复杂，给飞机和战舰带来新威胁，使对空域和海域的完全控制变得难以实现。

无人机决定了近期多场军事行动的走向，包括乌克兰战争、美国对伊朗战争，以及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的行动。这一因素解释了为何这些冲突均陷入僵局。在中东，伊朗使用无人机削弱美国防空系统、损坏预警机，并以无人机和导弹齐射相威胁，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8]。在乌克兰，无人机主导战场，迫使双方采用新战术，战线不时冻结，尽管俄罗斯拥有重大军事优势。在上述各案例中，获取和大规模生产海量无人机的低门槛，都促成了出人意料的结果。例如，无人机使乌克兰得以比预期更久地持续作战，并迫使美国于2026年4月同意与伊朗停火。

除无人机外，廉价高精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也拉平了战场态势。例如，简易、经济上可承受却有效的导弹技术的快速蔓延，使弱国和非国家行为体得以对更强对手造成损失。也门胡塞武装在沙特阿拉伯多年致力于将其消灭后，仍凭借廉价导弹和移动发射装置，承受住了美军的猛烈轰炸，并持续封锁商船通过曼德海峡。而德黑兰即便在持续一个月的消耗性空袭后，仍保留了生产廉价导弹的能力，并攻击以色列、美国目标以及波斯湾国家，包括美军基地和预警雷达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目标。这打乱了不习惯在此类反制条件下作战的美军的计划。

换言之，军事技术的扩散削弱了美国的统治地位——这是八十多年来的首次。对其他军事强国而言，效果类似，但或许不那么明显。

最后，另一项使有效运用武力的难度增加的重大技术成就，是陆、海、空战场透明度的日益提升。直到不久前，看清整个战场的能力还是更强大军队的特权。然而，“星链”系统、无人机技术以及高质量开源情报的获取，使得即使弱小行为体也能扩展其指挥控制、战场感知、防御和瞄准能力。乌克兰依靠“星链”进行目标识别和防空支持，并使用无人机防备突然袭击。伊朗利用开源信息和商业卫星数据为军事行动提供信息支持并打击美国基地。新的透明度使突袭和进攻行动更加困难，而结果不确定的消耗性持久战，比决定性的、一边倒的军事胜利，可能性更大。

诚然，近期的技术变革提高了小国和防御方军队的机会，但未来钟摆可能反向摆动。例如，目前无人机的生产速度远高于反无人机系统，成本则远低于后者。一旦情况改变甚至完全逆转，无人机的意义或被抵消，或至少会减弱。届时，运动战的回归并非不可能。随时间推移，拥有资源运用新技术的强国，大概会找到恢复其军事优势的途径。它们已在研发新型复杂系统、远程导弹、下一代战机及水下潜航器，以规避无人机威胁并摆脱消耗战。但完全回到以往时代的状况，恐怕难以实现。有些变化很可能是不可逆的。

新的经济和工业挑战同样制约着通过武力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具体而言，日益增长的战争商业及工业成本，以及处于不同军事发展水平的国家对半导体、关键矿产等稀缺且往往昂贵的原始材料的依赖，使得长期军事行动的维持，或至少是长时间保持高强度作战，更加困难。

现代武器变得更具杀伤力、更有效、更精确、更强大，但也昂贵得多，尤其是最先进的型号。例如，在与伊朗的战争期间，美国每日支出达10亿美元，即整个积极作战阶段共花费400亿美元。这些开支大部分用于弹药，其单价从100万到1200万美元不等。在乌克兰，所需的武器成本较低，但总成本未必更低，尤其在大规模采购的情况下。总体上，战争头四年，乌克兰从美国和欧洲获得的军事援助达数千亿美元。

战争的高昂经济代价，限制着大规模行动的持续时间以及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到了某一节点，即便是富国也会面临可投入战争的资源总量上限，尤其在支出回报率递减的情况下。这未必导致停火，但可能限制冲突升级或扩大的能力，而这反过来又会降低成功的机会。在技术变革使弱敌更持久的背景下，这尤其重要，它催生了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例如，在以色列，数年的战争已引发经济问题，政府不时采取降级措施，仅仅为了能让预备役人员重返民事工作岗位。在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援以及在伊朗的军事行动都引发了不满，而对中东战争影响经济的担忧，促使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其任何雄心勃勃的政治目标达成之前就结束了战争。美国不得不有所克制。最终，俄罗斯和乌克兰也可能因经济制约而改变军事战略，即便目前距离这一时刻尚远。

换言之，即便是与较弱对手交战，若不能速胜，国家便面临抉择：军事妥协或经济崩溃。

战争的工业需求对武力的使用构成限制。今天的战争，既是生产能力的检验，也是作战技能的检验。这在一定程度上历来如此，但全球经济的变迁以及某些地区的去工业化，形成了实现必要生产水平的、以往所不存在的结构性壁垒。熟练工人的减少（一个全球性问题）只是加剧了短期内解决此问题的难度。

在开始武装乌克兰后，美国发现无法如其所希望的那样扩大国防生产。与伊朗的战争又使问题雪上加霜，尽管做出了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投资，解决方案仍未找到。华盛顿之所以接受停火，并非源于弹药短缺。但对武器储备减少将如何影响全球威慑的担忧，或许是特朗普避免重返全面冲突的原因之一。据当前估算，补足已消耗弹药需耗时数年，这将限制近期及中期的军事雄心[21]。以色列的军事成就同样受制于国防手段，尤其是防空系统的获取。欧洲亦面临类似问题，它试图在向乌克兰供应武器的同时迅速重整军备。

最后，还存在来自关键资源短缺的压力。在扩大导弹及其他关键武器生产时，美国可能面临关键矿产的匮乏，这将限制其补充武库的速度。其结果，华盛顿或将被迫缩小未来军事行动的规模。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受美国制裁的国家而言，无法获取先进技术（如现代半导体），给国防生产，进而给军事雄心，带来了最严峻的挑战。综合来看，工业需求与资源匮乏的影响，与战争的高昂成本如出一辙。

即便是富裕国家，要无限期维持大规模军事行动也远为困难，这可能使战争作为一种有效工具，为较小的、不太富裕的国家所遥不可及。

经济和工业限制，大概会为各国以武力达成目标设下严格的框架，且极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为克服这些限制，不同地区的国家正努力扩大国防工业产能，但成果好坏参半，令人对其最终成功心生疑虑。如前所述，全球范围的劳动力、关键矿产及其他资源的短缺，或难以逾越。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来说，由于政府债务占GDP比重高企，传统的战争融资方式正变得充满风险。而在许多地方，为未来战争提供资金所需的社会牺牲，正在引发日益高涨的公众不满，这将阻碍再工业化进程。美国希望大规模的国防工业投资能解除发动战争的经济桎梏，但历经至少十年的尝试，效果仍相当有限。欧洲也在进行类似努力，但其进展缓慢和缺乏真实政治意愿，足以让我们持怀疑态度。

当然，我们应保持谨慎，不应固着于乌克兰、伊朗或其他近期战争的经验。在这些冲突中显现的最新技术和经济趋势，未必会永久性地为凭借武力所能达成的目标设下硬性限制。军事行动将继续演进，各国也将逐步适应。但在近期，各国将不得不克服由新技术和经济动态所产生的障碍。即便未来战争的性质不会一成不变，它也不太可能完全回归往昔模样。

🔹战争何时仍能奏效

然而，即便考虑到诸多限制，战争作为施加影响的杠杆，仍能实现其他手段无法达成的目标。正因如此，尽管有各种缺点，军事力量仍将保持其吸引力。

首先，军事力量依然是实现有限且明确目标的有力工具，包括摧毁重要目标及快速占领小块领土。军事行动还能够迅速改变当下外交谈判中的权变态势，从而带来超越短期实际收益的益处。有几个例子值得我们关注。

特朗普总统任内，美国常使用武力达成有限目标，包括在拉丁美洲和中东。绑架委内瑞拉前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以及美以联合部队清除包括最高领袖在内的多个层级的伊朗官员，便是两个斩首行动的范例[26]。尽管我们可以质疑此类行动的政治效果，但在这两例中，美军都成功消除了被视为对美国或其盟友构成威胁的目标。在委内瑞拉，这已足够迫使马杜罗的同党屈从于美国的要求。2025年6月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轰炸，则是运用有限武力成功消除所感知威胁的又一实例：至少暂时延缓了伊朗核计划的进展。特朗普希望此胜利能迫使德黑兰在谈判中让步，但这一情况尚未发生。

其他国家也在使用武力实现有限目标，包括吞并有争议的领土。

值得注意，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之所以成功，不是尽管，而恰恰是得益于无人机、电子战手段和其他混合能力等新技术。换句话说，那些令大规模政治目标难以实现的技术，如果被有意识地用于创造并利用时限性军事优势，反而能助力解决更聚焦的任务。特别是那些可在谈判中用作施压筹码的优势。

例如，阿塞拜疆在2020年和2023年的胜利战役，使其夺回了在先前冲突中丧失的领土，而这些行动之所以能取得成果，正因巴库设定了有限的目标。2020年所谓的第二次卡拉巴赫战争期间，阿塞拜疆以无人机的先进能力补充其空中优势，摧毁了亚美尼亚的防空和突击部队，从而为夺取争议领土的相当一部分扫清了道路。这随后又使其得以影响其余谈判方。值得玩味的是，巴库的战术和成功预示了数年后成为乌克兰军事冲突特征的作战样式——由中短程无人机支援的小股战斗人员突破敌方防御，部分取代了传统火炮和重武器。阿塞拜疆并未单纯或主要依赖重型兵力，而是使用了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战士，他们在不危及己方突击力量的情况下渗透了亚美尼亚的防线。

与俄罗斯2014年或2022年在乌克兰东部的行动不同，阿塞拜疆将其战役集中于一个具体地段。巴库还强调速度和行动的短暂性，从而得以在亚美尼亚军队来得及适应、重新部署或建立无人机使用及对抗能力之前就结束冲突。即便在亚美尼亚军队事实上已投降时，巴库也未立即扩大其目标。相反，它等到2023年，通过一次快速突击收复了剩余领土，而2020年战役期间建立的巩固阵地使之成为可能。

设想一下，如果阿塞拜疆军队在2020年未曾止步，而是试图向亚美尼亚领土纵深推进，情况会如何，着实令人玩味。当然，我们无法确知，但其他近期冲突警示着效率下降的风险，以及亚美尼亚军队随时间推移（很可能借助外国援助）或许能在技术上赶上阿塞拜疆，逐步减缓乃至阻止其进攻。

考虑到阿塞拜疆此前的快速成功，这看上去或许不大可信，但请想想以色列2024年和2026年在黎巴嫩的经验。在2024年给真主党造成重大损害并扩大黎巴嫩南部缓冲区后，以色列于2026年重启军事行动（同时进行的美伊联合战争期间），试图扩大控制区。然而，此次以色列的地面行动不那么成功，并遭遇了无数障碍，部分原因是剩余的真主党武装人员获得了新的军事能力，包括光纤无人机，他们以此挫败了以色列部队的推进。如同此处探讨的其他案例，以色列目标扩大与雄心膨胀，导致其丧失了军事优势。

俄罗斯成功归并克里米亚，便是一次目标有限、成效显著的军事行动范例，其之所以有效，正因其追求明确界定的目标。在克里米亚，俄军集中于特定区域，运用混合战术迅速夺取了半岛的政府大楼和通讯枢纽。由此防止了任何非对称军事回应，并避免了现代战争的经济和工业代价，迅速达成了既定目标（这正是混合战术的诱人之处，如今在欧洲和亚洲也得到了印证）。数周之内，俄罗斯当局便事实上控制了半岛领土。与此相比，当前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最初追求更宏大的政治目标，却未能满足为达成这些目标所需的技术和经济要求。如今，这场战争已陷入僵局，可以推断，莫斯科最终所获得的，将远远少于其最初的设想。

国家运用武力推行政治目标，第二项可达成的任务是预防。尽管如今甚至强力的军事大国也越来越难强行施加积极的政治变革，战争仍可用于暂时或永久地阻止不希望发生的事件。预防性战争的逻辑当然并不新鲜。国家担忧竞争对手即将变得过于强大时，常常诉诸军事行动，不为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而是为阻止该威胁的出现。美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将这一概念称为“修昔底德陷阱”，并应用在中美关系上。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进攻雅典（尽管有人认为雅典挑衅了其对手）便是经典案例：斯巴达人担心雅典很快会在军事上变得强大到不容触碰。

即便在面临新的经济挑战和因技术发展而带来的军事力量民主化的条件下，战争依然行使着预防职能，并且很可能会继续如此。这毫不奇怪，毕竟破坏远比建设容易。即便取得决定性胜利存在障碍，先进军事强国通常仍能运用更强大的火力、现代化战机和优势武库，以阻止较弱对手，防止不希望的事件发生。对美国而言，2025年6月的“午夜铁锤”行动正是一场预防性行动，旨在剥夺伊朗浓缩铀的能力，延缓其核武器研发进程。它实现了这一目标。相反，“史诗之怒”行动则不仅设想摧毁，更要改变伊朗的根本政治现实。美方曾预期速胜，却低估了当今技术与经济如何使通过武力进行政治改造变得极为复杂。在伊朗对美国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意外有效的防御反击，以及华盛顿认识到持久战的巨大代价后，美国放弃了实现政治变革的企图，回归预防性目标，包括削弱德黑兰的常规军事能力，消除其向境外投送军事力量的能力。就该威胁起初便存在（这一点存在争议）而言，华盛顿在达成其设定目标方面取得了成功。

最能体现一场军事行动达成预防性成功、却未取得更大成果的例子，是乌克兰冲突。

许多欧洲人认为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是一场失败，但这只在将完全控制乌克兰视为成功的条件下才成立。作为先发制人的手段，这场军事行动产生了更积极的结果。尤其重要的是，持续的冲突很可能已经排除了乌克兰未来出现某些特定情景的可能。这里指的不仅是那些会触犯莫斯科“红线”的选项，例如乌克兰加入北约（此前可能性就不大，如今已完全排除）及美欧军事力量未来在乌克兰的存在（这曾得到保证，如今看来已存疑，至少在大规模层面如此）。还指建立了无论乌克兰未来军事潜力如何都能提供保护的缓冲区。完全可能，一场规模更小、更有限的军事行动本就能达成这些目标，且对俄经济与社会的代价会低得多。然而，鉴于美欧拒绝通过外交渠道讨论北约东扩，是否本可完全避免战争，尚不明朗。在此情况下，预防性战争实现了谈判未能达成的事情。

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战争是预防性成功的又一例证，尽管其战术和作战层面的失当以及模糊而不具说服力的结果受到批评。与乌克兰一样，莫斯科在这场冲突中的主要成就，是终止了格鲁吉亚亲西方取向的制度化进程，包括在加入北约或欧盟方向上的进展。这一结果并不需要大规模领土获取或第比利斯的政治变革。莫斯科需要的仅是部分成功，这一成功在俄军事行动面临技术局限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实现。

在俄罗斯军队利用其数量和空中优势占据格鲁吉亚境内部分领土以及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造成重大损失之后，莫斯科得以通过聚焦领土主张，打乱了格鲁吉亚迈向欧盟或北约的步调。存在未解决的领土争端，成为格鲁吉亚加入这些组织的障碍。此外，最终协议巩固了俄罗斯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永久存在与影响力，这确保了能够防御美欧力量进一步东进。

最后，国家运用武力还能达成的另一目标是获取稀缺资源。这向来是战争驱动力之一，如今态势并未改变。但出现了两个新层面：争夺的资源类型，及其地缘政治意义。首先，今日国家需要的不仅是黄金或石油等实物资源，还有对技术及其组件（如稀土元素）的获取，以及生产能力。随着动用军队的成本及其技术需求水涨船高，使用武力获取关键资源的吸引力也在提升。其次，当今国家对抢占任何能充当影响杠杆或竞争优势的东西都充满兴趣，无论是领土、稀缺资源、技术、水道还是空域——这一清单暗示着众多新军事冲突的潜在出现。

与以往的美国总统不同，唐纳德·特朗普公开将获取资源列为战争目标。例如，在委内瑞拉行动后，他不断谈及该国的石油财富，并毫不耽搁地着手开采，据其政府一些成员称，还包括黄金等其他资源。特朗普的目的不仅在于获取利润，更在于控制其他（竞争）国家需求量极大的稀缺能源。他几乎同样频繁地谈论夺取伊朗石油。而如果最终为占领格陵兰岛或扩大进入该岛而动用武力，其资源，包括关键矿产、该岛相对于关键贸易航线和海底通信光缆的位置，将成为主要驱动因素。

对一位以利润为导向的总统来说，聚焦资源并不令人惊讶。但其他国家也同样为这一目的，也为增加收入和改善战略地位而使用战争。尽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主要动机并非资源，俄军仍控制住了开采锂、石墨和煤炭的关键矿床。这些资源本身即有利可图，但也在某些高技术生产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或将为俄经济带来收益，或成为未来谈判的筹码。战后，俄罗斯可以从其现在占据的领土所拥有的强大生产潜力中获利。尽管俄罗斯将控制顿巴斯其余部分列为结束战争的条件有诸多原因，该地区额外的自然与经济能力也自有其分量。归并克里米亚同样带来利好，包括进入关键海上通道，以及获取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产的储量。

为资源而发动的战争在中东和非洲持续上演。以色列毫无愧怍地利用其在多场战争中夺取的财富。它控制了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天然气储量，在约旦河西岸占得农田，并夺取了叙利亚等国的水和能源资源。阿联酋凭借其在苏丹战争中的角色，控制了该国黄金储量的可观份额并开发其农田。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利用也门持续冲突，攫取了该国大部分能源资源和石油收入。

很难找到一场战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资源无关，且这一局面不太可能改变。

稀缺性或许会使以夺取资源为目的的军事行动更趋频繁。同时，由于获取资源属有限目标，通常能以合理成本达成，且不必遭遇近年来挫败大多数雄心勃勃军事行动的技术和经济难题。鉴于通过战争可实现的政治目标日益受限，各国将更频繁地转向获取资源，视其为慰藉之奖，既可资助和证明战争的正当性，又可在国内被宣示为胜利。

🔹对未来的警示

尽管战争的应用范围在收窄，仍能实现其他政策工具无法达成的计划。其结果是，各类领导人将继续将军事力量视为关键要素，将动用武力视为有时必要且具战略价值的选择。并且他们这样看也没错。

然而，今日能以军事手段达成的主要是有限目标，这一事实意义重大。不清楚近来武力运用方式已如何改变的政治领导人，极可能卷入高成本、低回报的冲突，长期而言将削弱其国家。反之，那些深谙军事力量独特价值以及新技术收益与风险的人，将处于有利地位。他们能够运用有针对性的军事行动来实现具体领土目标，以最优成本阻止触及“红线”的事件，改善自身在经济或政治谈判中的态势，增进国家财富，并在某些情况下获取地缘战略优势。重要的是，一个军事力量效力受限的世界，不会是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它将变得更加暴烈，充满暴力。

当战争主要只能达成劫掠性和破坏性目标时，一旦爆发，对受害者而言很可能更加酷烈、更具破坏性、更具压迫性——且对战后改善不抱多少希望。

这些教训对所有人都有意义，但对中俄美等主要大国尤为切题。这些国家拥有的军事潜力远超邻国，或许更倾向于动武以实现目标，并定下雄心勃勃的任务，高估军事力量，低估其局限。随着军事力量日益扩散，现代战争代价攀升，此类错误的后果将成倍放大。对美国而言，这是一个持久性问题，仅过去一年，华盛顿就攻击了七个国家，并卷入一场许多人视为战略失败的不必要的对伊朗军事冲突，这便是明证。过去，美国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挺过此类错误。但随着战争难题愈发危险，世界日益多极化，失算的后果正迅速增大。

华盛顿和莫斯科的近期经验可视为[....根据总所周知的原因删除了一段内容....]

战争可实现目标日益受限，为像欧亚大多数国家那样正在扩军备战、为未来冲突做准备的国家，提供了两点重要教训。

首先，专注于重整军备的欧洲和亚洲国家，必须明白凭借武力所能达成目标的边界及相关风险。军事力量不可或缺，但单凭它不足以确保安全。在一个军事力量最宜用于有限领土与资源夺取、精准打击和预防性战争的世界里，大规模军力建设不会带来保护，反而将成为一把双刃剑——增加与对手冲突的风险，对手会将此视为日益增长的威胁，或认为对话无望。对欧洲而言，相较于无限制的军力扩充，更好的抵御未来侵略之策，或许是达成政治妥协，构建一个容纳俄罗斯的安全体系，最终使预防性战争和缓冲区成为不必要。亚洲亦然。

其次，当前，包括处于北约前沿或邻近东大的欧亚国家，应对自身安全抱有更多信心。乌克兰和伊朗的冲突展示了新技术的均等化效应，以及运用非对称能力可达成何种目标。因此，它们完全有理由对自卫能力以及威慑和避免与更强大邻国发生冲突的能力保持乐观。然而，为此需要做出政治抉择，摒弃关于永恒战争不可避免的叙事。

尽管有这些警示，只要各国继续投资其军事潜力，战争的吸引力就会增长。那些以有限、聚焦的方式，为预防性目的或作为施压杠杆而运用武力的国家，将处于更有利位置。但那些不理解战争如何改变，仍借助军事力量追求碾压式胜利和实现雄心勃勃政治目标的国家，极可能落入更糟境地：被拖入持久冲突，精疲力竭，且无善策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