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刘德华因投资失败，欠下4000万巨债，为了还债向身边的朋友借钱，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借给他，绝望中有一个人帮了他，让他感恩一辈子。

向太的那张支票交到刘德华手里时，他感觉像是一块烙铁，又沉又烫。他没再多说一句煽情的话，只是深深鞠了一躬，转身离开了。
钱到了账上，银行那边暂时平息了。但刘德华知道，真正的仗才刚刚开始。他把那张支票的复印件，贴在自家浴室的镜子旁边，每天刷牙洗脸时都能看见。那不是为了怀念恩情，是为了提醒自己欠下的债，提醒自己每一天都不能松劲。
他的日程表密密麻麻，几乎是用分钟来计算的。早上六点，他在《天地雄心》片场拍文戏；中午十二点，他已经换好衣服，在另一个组和关之琳对爱情片的台词；傍晚收工，又要钻进录音棚，为下一张专辑试音。经纪人有时都分不清他到底在拍哪一部，只能靠服装来认人。
圈子里的话很快传开了。有人说刘德华疯了，什么戏都接。以前他挑剧本是出了名的严格，现在呢？只要片酬合适、档期能挤进去，他就点头。那段时间，他拍的片子质量参差不齐，票房有高有低。媒体开始写，“刘天王”变成了“刘劳模”，可惜“劳模不意味着好片”。甚至有影评人刻薄地说，他在用数量透支自己的口碑。
这些话，刘德华不是没看见。助理小心翼翼地把报纸收起来，他却说：“放着吧，该看的总得看。”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在拍什么。有些剧本，他一看就知道成不了气候，但他没得选。他算过，按照这个片酬和强度，他得马不停蹄地干上三四年，才能看到还清债务的曙光。他不能停下来去想“艺术生命”这种事，他得先活下去，先把债还上。
向太那边，一直很安静。她从不打电话来问进度，更不提钱的事。偶尔在酒会上碰见，她也只是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一句：“气色还行，别太拼。”但刘德华知道，向太在 quietly 地帮他。有一次，一个内地来的大制作，本来想趁机压他的价，是向太那边递了句话，片酬才按市场价给了。这些事，向太不说，刘德华后来从别人那里听来，都记在心里。
最累的时候，是连续拍了三个大夜戏，第四个清晨又要赶飞机去新加坡做宣传。在机场的洗手间里，他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睛布满血丝、胡子拉碴的男人，有点恍惚。他想，如果当时没有向太那张支票，自己现在会在哪里？可能已经被宣告破产，躲在某个角落里，成为娱乐圈又一个昙花一现后破产的笑话。这个念头让他打了个寒颤，他用冷水狠狠冲了把脸，重新戴上墨镜，走出了洗手间。路还长，他没资格累。
他也不是完全机器人。1996年拍《新上海滩》时，有一个从二楼跳下的镜头，他坚持不用替身。落地时脚踝传来一阵剧痛，他当时没吱声，硬撑着把那条拍完。晚上回到酒店，脚踝肿得跟馒头一样。医生来看，说是韧带拉伤，要他至少休息两周。他听完，第一句话是问医生：“有没有办法让它好得快一点？打针也行，我不能停工。”最后，他每天打着绷带拍摄，拍文戏就坐着，拍不到脚的镜头就站着，硬是没耽误一天工期。导演后来跟人说：“华仔这是在玩命。”
玩命的不止他一个。他身边跟着多年的助理和化妆师，也都跟着他连轴转。有时候在转场的车上，所有人都不说话，累得睡着了。刘德华看着车窗外的霓虹灯飞快后退，心里会算，今天又赚了多少，离四千万又近了多少。那个数字，像一个巨大的倒计时牌，悬在他的头顶。
他节省一切开支。以前喜欢的名牌手表不买了，车子也换成了普通的七座车，方便团队一起用。出席活动，能借的衣服就借，不能借的就穿以前的旧款。有朋友看不过去，说：“华仔，何必这么苦自己？”他笑笑说：“背着债呢，心里不踏实。”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一月月地过去。他一部接一部地拍，一张接一张地唱。汗水、泪水，还有偶尔伤口的血水，都化成了银行账户里缓慢增长的数字。他很少再去想那些人情冷暖，也顾不上理会外界的褒贬。他只有一个目标：把钱还回去，干干净净、堂堂正正地，把那份沉重的信任，卸下来。 http://t.cn/AXofQ47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