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地区文人画家所受之摧残，多少与朱元璋不满他们稍早时支持张士诚政权与之对抗的旧怨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元末的隐逸文化，与新王朝所亟须的各方面建设之需要格格不入所造成的。赵原所擅长者纯为简淡山水小幅，主题亦多以友朋之间慕隐的情绪为主，基本上不适合新宫廷装置的需要。他很可能不擅长，甚至根本未曾留意过、尝试过符合庙堂所需的大幅人物画的制作，应召而写圣贤图，结果招致皇帝的不满，似乎是已注定了的下场。赵原的例子也显示出在新王朝的宫廷内，画家必须有众体皆能的职业技巧，以符合庙堂艺术功能为生存的首要条件；着眼于个人或少数人之间关系的抒怀作风的画家，如果不能先达到这个要求，便可能要被剥夺生存的空间。”——石守谦《风格与世变：中国绘画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