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晋城司徒小镇：山西晋城司徒小镇：把“汉奸”当娱乐主持，是红色文旅最危险的社会失范

晋城司徒小镇《硝烟太行》实景演出以太行山抗战为叙事背景，本应是依托本土红色资源、传递民族抗争精神的公共文化产品。但演出出现的争议核心，并非剧中设置汉奸反派角色，而是将“汉奸小队长”剥离剧情、独立包装为娱乐互动主持人，全程以戏谑、搞怪、亲民、互动抽奖的姿态面对游客。这一设计看似只是景区活跃氛围的小创新，实则从历史伦理、社会认知、青少年教育、公共文化风气四个维度，产生了深远且负面的社会影响。

首先，从历史伦理与民族情感层面看，该行为解构了民族耻辱记忆，造成公共历史敬畏感的集体淡化。汉奸，是近代中国苦难史中最明确、最不容洗白的负面符号，代表叛国投敌、出卖同胞、助纣为虐的民族败类。尤其对于太行革命老区而言，伪军汉奸告密引路、屠戮村民、破坏根据地，是地方党史、乡史、家史中真实的血泪记忆。

在正规戏剧叙事中，反派存在的意义是衬托正义、完成审判、警示后人，有完整的善恶闭环。但将耻辱符号单独抽离、脱离罪行铺垫、脱离批判结局，仅保留滑稽娱乐属性，相当于把民族伤痛工具化、喜剧化、消费化。公共场域对历史污点的戏谑化展示，会逐步降低社会对国耻、国难的敏感度，让沉重的抗战历史变得轻飘飘、娱乐化，严重伤害老区群众的历史情感，消解革命老区独有的历史庄重感。

其次，从社会认知传播层面，此举制造了公共历史是非观的模糊化混乱。社会大众对历史的认知，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文旅场景、实景演艺、公共展演。红色演艺不仅是商业项目，更是大众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非正式课堂。

当一个代表“叛国罪人”的身份，可以在舞台下光明正大充当主持人、和游客开玩笑、做互动、搞暖场，会向全社会输出一种错误暗示：汉奸形象可以搞笑、可以亲近、可以娱乐。长期来看，这种潜移默化的传播，会弱化全社会对“忠诚与背叛、大义与投敌”的刚性价值判断，模糊历史黑白边界，助长历史随意解读、历史娱乐消费的不良社会风气。

第三，对未成年人价值观塑造造成不可逆的负面引导，是本次事件最严重的社会危害。儿童与青少年无法区分“戏剧角色设定”与“景区官方互动人设”。在孩子眼中，台上搞怪互动、发礼物、活跃气氛的“汉奸小队长”，就是一个好玩、亲切、有趣的人物形象。

青少年历史观尚未成型，最容易被直观场景塑造认知。持续接触此类演绎，会让新一代对“汉奸的罪恶本质”失去痛感，弱化家国对立、民族气节、荣辱底线的基础认知。红色文旅本承担着立德树人、浸润式爱国教育的社会功能，而娱乐化汉奸人设，彻底反向输出价值观，造成公共教育场景的价值失位。

最后，从公共文化与文旅风气层面，该行为透支红色文化公信力，带偏行业价值导向。红色IP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其严肃性、崇高性、纪念性不可亵渎。一旦红色景区为了短视频流量、现场热度、节目效果，主动拿民族负面符号制造笑点，会形成恶劣的行业示范效应。

碎片化的短视频传播，会让“太行景区汉奸主持互动”成为传播主体，掩盖整场红色演出的正向价值。公众最终的记忆不再是太行军民浴血奋战，而是红色景区消费国耻、戏谑历史。长此以往，红色文旅将逐渐褪去精神底色，沦为只求流量、不讲底线的娱乐业态，严重损害地方红色文化品牌与公共文化传播的权威性。

总而言之，舞台可以有反派，但公共场域绝不可以把耻辱当IP、把罪人当主持、把国难当笑料。这种看似热闹的互动设计，消解的是历史、误导的是人心、败坏的是风气，是当下红色文旅发展中值得全社会警惕的深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