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证词与遗产的“相遇”： 这部遗作的标题——“相遇”——精准地定义了这种关系的性质。它不是《师说》，也不是《门徒训》，而是记录两个自由思想者之间一次次具体碰撞的“相遇”实录。在战争前夜，方丹将这份手稿托付给远在阿根廷的奥坎波，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行动：他在欧洲即将被战火吞噬之际，将这份精神的珍贵记录，送往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新大陆。他是在为自己和导师共同的思想事业，保留一份可能幸免于毁灭的种子。

对“哲学作为死亡分配者”的反证： 我们记得，方丹曾说，“哲学家分配死亡，而诗人分配生命”。然而，他与舍斯托夫的这种特定关系，却提供了一种哲学家也能“分配生命”的可能。舍斯托夫不是那种建构封闭体系的哲学家，他的思想是一种不断将人推向深渊边缘、从而迫使人寻找自己真实根基的、充满张力的活动。这种哲学，不是教人死亡，而是教人在面对死亡时如何思考。方丹从舍斯托夫那里学到的，或许正是这一点：如何在绝对的悲剧面前，依然保持思想的诚实与追问的勇气。这种勇气，最终灌注进了《尤利西斯》1943年版的字里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