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春，方丹从德朗西集中营寄出最后一封信，为他的诗歌全集指定最终的编辑方案。这一行为，是方丹毕生“以劳作对抗虚无”的最后、也最庄严的行动。

在绝对无权中行使最高权利： 彼时的方丹，已被纳粹的“反-礼法”机器剥夺了一切外在身份——国籍、自由、乃至即将被剥夺生命。他作为犹太人，被排斥于一切基于血统的公民秩序之外；作为囚犯，他被剥夺了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然而，正是在这种绝对的被剥夺状态下，他行使了一个纯粹精神性的、不可被剥夺的权利：为自己一生的诗性言说，划定最终的形态与边界。这是对方丹此前所言的“诗人是生命分配者”的最极端验证——在他自己即将被“分配死亡”的时刻，他仍在分配生命，分配诗歌的生命。

为缺席的共同体立法： 这封信是写给妻子热纳维耶芙的，但其真正的对话者，是未来的、他无法亲见的读者共同体。方丹深知自己将“被杀”，他将缺席自己作品的问世。因此，这份编辑指令，便是他为那个将在他缺席后围绕其作品形成的“阅读礼法共同体”所立的“法”。它规定了哪些文本属于“正典”，以何种形态存世。这是一场在毒气室阴影下完成的、冷静而庄严的自我正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