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庭，法官就对原告方说道：

“你们展示的这些证据，我都分不清到底是给合议庭看的，还是给记者和媒体看的。今后只允许引用那些确实是为了向法庭进行说明的证据。”

原告方的PPT里充满了从Telegram聊天记录中摘取出来的“文字内容”，因此，被告方也要求不要在法庭上展示Telegram聊天界面。

法官也表示，本案当事人并非公职人员，而只是知名人士，因此要求不要展示相关聊天画面。

最终，原告方决定仅对这些文字内容的上下文和含义进行说明。

法官最终裁定：原告想要陈述的核心证据内容，只能以概括抽象的方式进行提及。

原告方主张：
原告以Emotional Oranges投入了一定制作费用为依据，主张被告开展了单人演艺活动。

法官反问原告：“你方是否认可拍摄工作已经中止？”
原告答复：“我方不予认可。”

法官表示，原告称从Emotional Oranges处得到了与事实不符的答复，对此法官建议原告不要再反复坚持该主张，不如直接调取账户流水进行核对。

原告方现在在主张：

“ComplexCon（潮流文化活动）里不是有一笔‘咨询费（Consulting Fee）’吗？那不就是要付给闵熙珍的钱吗？滴——这就是挖角（Tempering）！”

原告方：怀疑存在接触zg资本的情况（语气含糊、絮絮叨叨地陈述
？[费解][费解]
现在又在听“闵熙珍为了挖走 NewJeans（进行 tampering）而接触zg资本”这种说法。

这些不都是去年股东协议庭审时就已经听过的话吗……搞得我都在想：“这是穿越回过去的世界观吗？”看来我是真的困了😪

被告方：
原告拼凑手头搜集到的证据，刻意营造出仿佛唯独丹尼尔一方存在重大事由的主张。
但相关情况并非只发生在丹尼尔身上。
在前诉（专属合约解除诉讼）中，原告就已经知晓全部相关事实。

法官：
原告方有无反驳意见？

原告方：
本次是全新证据，所以我方主张属于新观点。（实际上说得语无伦次，根本听不清在表达什么……）

法官：
那我们这样处理。唱片制作、拍摄相关事宜在前案中是否提及过？

原告方：
好像是提到过，但我方记不清了。

法官要求：双方在下一份准备书面材料中，核实相关内容是否在前案中被提及，并提交核查结果。
原告方现在在主张：

“ComplexCon（潮流文化活动）里不是有一笔‘咨询费（Consulting Fee）’吗？那不就是要付给闵熙珍的钱吗？滴——这就是挖角（Tempering）！”

被告方：

* 关于 ComplexCon（与 AAO 有关）、成立组合等事项，全部都是成员们一起做的。
* 此外，EO、Elle、Omega 等事项，在之前的案件中公司方面就已经知情。
* 而且，成员们从未以 NewJeans 的名义进行过这些活动。
* 被告方还主张，原告现在却好像只有丹尼尔存在特别重大的解约事由一样来陈述，这是违反诉讼上的“禁反言原则”和“诚信原则”（原文听得不太清，大概是这个）的行为。

（“실의측”应该是听错了，大概率是신의칙（诚信原则），即韩国法律中的“信义诚实原则”。发帖人自己也说没听清，所以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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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方：

“是你们自己擅自离开的。法院认定不是那样之后，你们又想回来，现在却反过来说‘你们之前不是说会原谅我们吗？不是你们叫我们回来的吗？’这种说法，就是典型有过错的一方才会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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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用这种态度提起诉讼真的可以吗……？

感觉有点像……

“我心里不舒服，所以我要告你。”

法官：
原告将丹尼尔与丹尼尔母亲归为同一方一并主张，下次庭审请将二人分开分别陈述。

被告方： 原告方从未给过丹尼尔任何整改改正的机会，寄送内容证明函之后就立刻解除了合约，从头到尾看起来就一心只想单方面和丹尼尔解约。

听说上次庭审提到的邮件提交事宜，原告方表示不打算提交了。

原告方一直表示，海外法人几乎不可能回复电子邮件，即使由韩国法人向其发出事实调查（事实查询）请求，对方大概也不会配合。

法官则一直在提出能够尽快审结丹尼尔相关事项的方案。

对此，原告方回应称：

如果被告能够明确指出，在关于丹尼尔的释明（具体主张）中，哪些内容是不予认可的，那么原告仅就这些争议部分进行反驳，以加快审理进程。

但现在是被告对所有主张都一概不予认可，因此才导致案件审理时间不断拉长

法官决定立即向海外法人发送电子邮件，并要求邮件回复同时发送给诉讼双方

法官表示，需要原告方直接核实一件事：是否确实说过“给NewJeans放一年假期”。

另外，原告方称向丹尼尔主张的赔偿金，是依据2025年度预估活动销售额计算得出。法官对此提出：这笔金额原告方只要调取核对会计资料就能确认，为何无法核实？

法官还提问：闵熙珍是否参与运营，会对销售额产生多大差额，该差额能否通过鉴定评估得出？

被告方主张，测算2025年销售额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闵熙珍是否在职，二是全体成员能否正常开展活动。因此赔偿金难以核算。

法官：你们直接提交会计资料，交由被告方核验就行。
一边是仅NewJeans独立运营，一边是有闵熙珍操盘的NewJeans，这两种情况没法混为一谈，那这笔损失能做鉴定评估区分吗？

被告代理人：NewJeans想要正常开展活动有两个必要前提。
第一是闵熙珍负责整体企划统筹；第二是NewJeans五名成员能在ADOR全力支持下以女团身份活动。

但如今NewJeans和ADOR之间的信任已经破裂，闵熙珍也不再负责企划统筹；
成员之间也存在利益分歧，部分成员能回归、部分无法回归。支撑NewJeans正常活动的两个前提条件全都不复存在。
至少会计师没办法通过鉴定测算出预估营收损失。

被告方：

只有在一切都处于正常状态时，才能进行估值（鉴定）。可如今造成这一切的人是原告——无论是赶走闵熙珍，还是赶走丹尼尔，责任都在原告。在这种非正常的情况下，又怎么可能进行合理的估值？

法官：

估值鉴定本身倒是不难，只要依据企业价值评估报告进行计算即可。

不过，我有疑问的是，在进行鉴定时，作为参考的可比企业，与 ADOR 之间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认定、如何进行比较

法官：（针对鉴定申请）现在提交鉴定委托，如果一个月内就能出具鉴定结果，那我们就不用额外拖延等候了。
提交鉴定申请的时候，不妨顺便要求鉴定机构把鉴定回复副本一并送交法庭这边，怎么样？
我方会尽量加快庭审流程推进速度。

法官：原告方才提出了鉴定申请的具体方案，但该方案是建立在“2023年的业绩能延续至24、25年”这一假设前提下的，对吧？
这样算下来，和公司自行核算得出的结果应该不会有差别吧？
（说得特别有道理）

被告方：
如果真像原告所说，这笔鉴定会计师能轻松完成，那根本没必要专门委托会计师做鉴定。

法官：
原告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原告主张应当以2024年的数据为基准核算，被告则主张要以2026年为基准核算。因此很难下定论，这笔测算究竟该交由会计师、熟悉该核算方式的其他企划公司，或是聘请专业顾问来完成。

法官：

“被告丹尼尔在与 ADOR 解除合同之后（准确地说，是在她认为合同已经解除之后），仍然把当时与 ADOR 签订合同所涉及的工作都履行完成了，是这样吗？”

（↑ 指的是那些为了不给 ADOR 造成损失而继续完成的行程和工作。）

被告方：

“是的，几乎都履行完成了 ”

（众人在讨论鉴定人意见书的提交期限）

（原告）要是问我们希望什么时候出结果，我们想定两三个月之后，但看样子是行不通了哈哈。

法官询问原告最晚能在何时提交鉴定申请书。 原告：按我们这边的节奏一般需要一个月以上，如果让我们自行选择期限，我们希望两到三个月。 法官：限定到下周一7月10日前提交，再下周接收意见书。 被告：希望仅要求原告在7月8日前提交。 原告：这个时间来不及。 法官：双方统一截止至7月10日。

法官：

“你们申请的这些证人，是对你们有利的证人（友方证人），还是对你们不利的证人（敌对证人）？”

原告方：

“是对我们有利的证人。”

法官：

“既然如此，那问题本身不就已经包含答案了吗？”

“目前重要的是客观事实，但你们的问题里却有很多带有主观性的提问。”

“所以，不如先让他们提交书面证言，等到下次开庭时，再仅就案件的核心争点进行询问，不是更好吗

原告方：证人担心姓名曝光后会遭受网络恶意攻击。
但这话好像在原告参与的所有HYBE旗下公司相关庭审里都听过了。

被告方：
请将7月23日定为证人讯问日期，同时务必在文书中写明：若未完整提交书面答复，相关人员须出庭接受讯问。

如果原告方决定以下一次庭审采用书面证人询问（书面证言）的方式，那么下次庭审将不会进行证人询问。
法官原本提议将下一次开庭日期定在 8 月 27 日，但原告方要求延期，改到 9 月 10 日。

最终，下一次开庭时间确定为 9 月 10 日下午 3 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