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级体系的逆转： 在通常的智识礼法中，哲学占据最高地位，它追求普遍性与体系性，力图成为为万物立法的“第一哲学”。批评次之，它是对此法的阐释与运用。诗歌则往往被置于底层，被视为感性、特殊、非逻辑的。而这里的裁决，将这一等级彻底颠倒。方丹的哲学努力（他试图成为舍斯托夫、加缪、萨特那样的思想立法者）被判定为“次等”，而那些承载着他全部所知、所为、所是的诗歌，却成了他留在世界上的“剩余物”，也是他最终据以接受审判的最高见证。

作为“剩余”的诗歌与作为“礼法”的哲学： 这正是我们之前讨论的方丹式命题的深化。他本人主张，与“分配死亡”（提供封闭体系）的哲学家不同，诗人是“生命的分配者”，是“新行动的永久威胁”。最终，历史的裁决竟与他的自我理解惊人地一致。他那些试图在哲学（礼法）领域与他所仰慕的大师比肩的努力，被视作“二流”；而他那些不服从于任何体系、只忠于自身深渊体验的诗歌（反-礼法的行动），却被视作他生命意义的终极容器。这意味着，诗歌不仅是他对抗暴力礼法的武器，也成了他自身存在的最高合法性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