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六、
我妈于1970年恢复工作后，我们不知道省军区是按什么标准给她定的级别，居然她拿到了整个供销社最高的工资！那时候，我那没有念过初中的初中毕业的小弟去修铁路去了，工资不高，自给自足还是可以的，总之减轻了母亲的负担。我和我大弟算是陪伴母亲左右，也经常去供销社看她，感觉生活顿时上了一层楼。
我妈，我弟和我从1970熬到了文革后期，这时候，知青也在陆陆续续的以各种理由返城。71年夏天我带着女儿去到了我丈夫工作的兴义，从此以“正式”家属工指标“参加了工作”。虽然没有做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但是能做一名对祖国有贡献的工人，也是令我豪情万丈骄傲满满的。
到了1971年的年底，我大弟弟也被“开后门”招工去了搪瓷厂工作。我们都走了，突然把老妈一个人留在了乡下，我妈不得不考虑她晚年的归宿。一九七二年我妈在朋友的介绍下和一个老医生结了婚，并在他的帮助下，把工作调到了一个上海内迁的工厂子弟小学当老师。就这样安安稳稳的生活了几年，老妈也从颠簸的生活当中归于平静。
……
到了七六年，邓公签发了特赦令，我爸他们突然横空出现了，这引起了一场非同寻常的社会震动，令千家万户面对这突然的变故不得不重新安排生活。我妈等了我爸十八年，如果她当时没有另外结婚，我爸回来顺理成章，复婚也好，不复婚也好，我们这个家庭是完美的存在。那时候我妈和那老医生才结婚四年，安稳的日子才过了几天，我爸突然获得了自由，从劳改农场回归到社会的家庭。父亲和我们见面之后，直接将他的目标转向了我的母亲，他想挽回他的这个家！父亲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前景，有爸，有妈，还有我们三个。那时我已经结婚，加上我的先生和女儿，八个人的大家庭是多么地美好。
我想父亲在54年进监狱里的时候，他被判的是有期徒刑六年。他放弃了刚进监狱时的挣扎，后来还是想好好的改造，争取刑滿出来回家。可当他有期徒刑满了的时候，居然说他“纠集劳改人员造反越狱”被改判死缓！这让他彻底断了回家的念头。六十年代的一个冬天，快过年的时候吧，我妈给我爸带了点水果糖，一瓶酱油去监狱看他。一路上大雪纷飞，我妈几乎是爬着走到了监狱的大门口，可是管理人员告诉我妈，我爸又被加判了死缓，“你们不能见面”。我妈只好把酱油等食品送给了其他的人，边哭边骂地又爬着从那泥泞的车道上离开。雪花打在她的脸上，和着她的眼泪一起迷糊了眼睛，看不清楚道路，一个人在那荒山野岭挣扎前行是何等的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