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丹的个案，迫使我们追问礼法哲学的终极问题：个体能否在没有任何传统礼法作为根基的情况下，仅凭理性与美学的普遍追求，建立起坚实的生命意义？

“骂”与“逃离”的区别： 与我们上轮讨论的鲁迅一代不同，方丹没有“骂祖宗”。他的“罗马尼亚祖宗”从未真正接纳他。他做的不是批判，而是彻底的“离弃”。鲁迅的痛苦源于“爱之深，责之切”的羁绊，而方丹的痛苦则源于“无家可归”的疏离。他的行动，是一种存在主义的选择。

未完成的审判： 他后来的挚友与仰慕者E. M. 齐奥朗（Cioran）早期的反犹言论，恰恰构成了对方丹一生努力的、最残酷的反讽。齐奥朗的转变，显示了个体可以超越原生礼法的偏见，但也证明了那种偏见曾多么真实且普遍地存在。方丹最终在法国哲学和诗歌界的地位，是否完全超越了其犹太-罗马尼亚身份？他是否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新的“礼法”共同体（先锋艺术家群体）？这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