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丹移居巴黎并主动完成语言转换（从B. Fondoianu到Benjamin Fondane），是一场激进的、个人层面的“去-礼法化”行动，旨在挣脱那个已对他关闭大门的原生礼法共同体。

从“属地”到“属灵”： 他的选择不是从一个国家移民到另一个国家，而是从一个由血统、种族和商业戏剧构成的“实体性礼法秩序”，投奔向一个由纯粹艺术精神、哲学批判和先锋审美构成的“思想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不认罗马尼亚或法国的护照，只认思想的创造力。

语言的改宗： 成功“采用寄居国的语言”是少数创造者才能完成的壮举，这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 “自我再造”（self-reinvention） 。通过放弃母语创作，他象征性地洗去了原生礼法留在自己身上的烙印，在新的语言中找到了表达“重要工作”（哲学、批评、电影）的自由。这是一种通过彻底习得新“文”而脱离旧“礼”的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