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丹所处的罗马尼亚文化场域，本身就是一套运作中的“礼法”系统，它既包括明确的文艺规范（如对法国林荫道喜剧的模仿），也包含隐性的社会排斥机制（如反犹主义）。

文化依附的“法”： 方丹在1922年直言“罗马尼亚文学事实上是法国文学的附属”，这触怒了本土派，尤其是极右民族主义者。从礼法哲学看，方丹在这里挑战了共同体的“文统”与“道统”，即一个文化实体对自身独立性和正统性的叙事。对本土主义者而言，依附巴黎的“林荫道”是合法的“入流”，而方丹所要依附的“法国先锋派”则是非法的“逆流”。

身份的“原罪”： 更为根本的是，对于极右反犹势力而言，犹太人不被视为“罗马尼亚人”。这直接剥夺了方丹参与并言说这套本土“礼法”的资格。其剧团“岛屿”（The Island）的失败，除了经济原因，更是被此排他性“礼法”系统所不容的必然结果。无论他如何定义罗马尼亚文化，其声音都因其身份而“被无效化”。这与我们讨论过的“打不过洋人便骂祖宗”中，将文明失败归咎于某个核心要素的“整体性归罪”逻辑相似——在此，反犹主义将共同体的焦虑，全部归罪于犹太“他者”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