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和汉密尔顿的国度——深思熟虑的观点形成需要大量阅读】

观点（view）背后需要有深思熟虑支撑，深思熟虑背后需要大量的事实（fact）。观点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像一棵树一样，树根有无数的分叉，集合在一起才延展出主干。信息劣化时代和短视频时代，以及人们（如果）毫无思考的依赖人工智能的时代，观点不经事实编织，最后只会成为两者：流于表面的点状印象，或者单纯成为主张。这样的认知是粗糙而且远离真理的。

比如“制度决定社会的强大或孱弱”、“制度决定创新和财富的永续与否”，其实落到事实，这个事实像毛细血管一样细腻，不是仅仅顶层建筑——权力分制和制衡就可以概括的。权力制衡如果是主动脉，文化传统和建国理念如果是初生血肉，这一些会延展出无数细小的血管，决定方方面面的“社会养分”——决策、判断、引导、限制。仅仅有一个大的概念，即使这个概念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对细小方方面面的理解，依然可能会动摇或者不深刻。

比如权力制衡本身会决定权力和权利分配。这里的分配，不仅仅是国家强力，也包括其他权力和权利：获得机会的权利，经济的权力，等等。我看到一个黄仁勋接受Rice的采访，他说：“我的成功只在美国才有可能。”我看到很多弹幕对这句话是讽刺，以为黄在“讨好”。人和人的认知是天壤之别，不说黄，哪怕是微博上一些移民美国的人，也没几个会去讨好这个前国务卿。

其实黄这句话，涉及到很多知识，比如其中一个面向：稅和税法。稅是一种分配机制。稅完成了社会再分配。这个再分配，到底留向哪里，决定了社会的创新能力。如果稅留向了这个社会的底层，形成兜底机制，那么会给贫穷但是努力的人阶级上升的机会。如果稅流向了这个社会最天才和勤奋的人，那么这个稅会奖励企业家、科学家，鼓励创新。

黄仁勋出生普通家庭，读的普通大学——在美国读普通大学并不一定是成绩不好，可能是家境普通。他的本科俄勒冈州立大学这类公立大学来自政府补贴。学生贷款体系来自联邦贷款和私人贷款。他后来去斯坦福来自AMD的资助。他的财富来自创业成功的股权。黄仁勋早期押注GPU在资本市场上并不被普遍看好，甚至可以说是高争议和高不确定性的路线。因为当时市场当时根本没有理解 GPU 会变成计算平台。

这背后涉及大量的知识。公立大学意味着低成本人力资本形成，也意味着门槛降低的阶级上升通道。生机勃勃的硅谷企业群和企业文化看重工程师和创造者，而不是等级和出生。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和法律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使得个人财富可以通过资本放大，并且不惧怕自己的影响力而是利用它。这些条件在多数国家并不存在。

这里还可以更深的延展：为什么硅谷有那样生机勃勃的文化？这里有很多很多原因。只讲其中一个点：税制改革其实是一个非常核心但经常被低估的变量。在卡特时代，资本利得税率下调，资产增值第一次在税制上“明显优于工资收入”——这个调整极大的激励了创新。这意味着，创业从“高风险”变得“因为回报丰厚而完全值得放手一搏”。卡特时代晚期，美国劳工部放松对养老金投资限制，巨量退休金进入VC、风险投资规模暴涨、硅谷融资体系形成。里根时代，税制和资本利得税再次双双下调，股票期权制度的税务合法化。

这造成的结果是：稅，也就是金钱的权力，在再分配中，很多给予了工程师、科学家和创业者。法律为企业所得提供保障。无数手中有技术和心中有梦想的人，愿意接受低薪酬和高股权激励回报。硅谷成为二十世纪晚期至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地方。硅谷模式后来被世界各地纷纷效仿，给世界带来了重大贡献。

美国始终是那个富兰克林和汉密尔顿的国度，两百五十年来没有改变。它崇尚勇武，不惧挫折，鼓励创新，并且自身不断创新，愿意把最丰厚的回报给予那些时代最有勇气和开创精神者。残酷的事实是：这个世界，本质上是不到1%的天才和最有勇气的人，带着10%最有执行力的人，拓荒拓土，搭建框架。当然它有它的问题，或者说并非人皆赞同之处。但是观点的形成，和对观点的态度，本身是两回事。如果一个人阅读只是满足自己的情绪，那么并不需要深思，只需要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立场即可。但一个人是因为观点押注的是自己的真金白银，或者真实的愿意投入成本挖掘机会，那么大量严肃的思考和阅读，肯定是帮助自己摆脱初始的“固化印象”、接近真知的方式。

董董Mercurio
Jul 1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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