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兰评委称藏海传叙事不足#为何被誉为近年来叙事标杆的《藏海传》被上这么一个热搜？有些剧不完整观看或可评价几句叙事问题，偏偏这部剧是一座崇楼耸峙、斗拱藏机的榫卯建筑。正如郭正亮所说，看剧时不能同时做其他事情，错过一个细节就接不上了。这与郑晓龙“以细节为情节”的叙事理念息息相关，加上主创不满足于虚构故事，而引入现实主义思考，整个叙事格局也显得浑厚深刻。

以我此前分享过的剧评《〈藏海传〉：古装权谋剧的新路径》为例，它总结了这部剧非常突出的叙事特点：

1、以复仇写兴亡。

《藏海传》预告片开篇所配昆曲为明嘉靖时梁辰鱼所作《浣纱记·打围》中的《醉太平》，为全片定下基调。《浣纱记》讲述伍员吴市吹箫、破郢鞭仇，吴王夫差兴兵伐越、以报父仇，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伺机复仇等复仇故事，实为彰显吴王、越王的两种政治品性。《打围》是其中的关键转折，此时吴王不理国事，将“不失君臣夫妇之仪”的越王放虎归山。

而《藏海传》同样体现两种政治品性。在解释“癸玺”、对抗赵秉文过程中，细腻展现藏海这边师徒、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情，从而与迷失在权力欲望中残酷无情的大雍君臣形成对照。它还不惜笔墨，将后者眼中贱如草芥的蒯家十四口人，在藏海幻梦中悉数“复活”，面目清晰地出现在观众跟前。这一处理方式，体现该剧在两种政治品性之间作出的抉择。

2、就人性写权谋。

《藏海传》的权谋与过往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对人性的极大关注与着力刻画，从百姓、幕僚、中层官吏到朝廷命官、皇室成员、皇帝本人，各类人性都有巧妙的刻画和准确的表达，由此展现人性与命运的张力。藏海本人，有更复杂的人性与不可知的命运。他的每次踌躇满志都遭逢意外，表面上体现其初出茅庐、谋略未远，实则深刻批判乖于常人的恶人思维、背于常理的官场逻辑。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那些无端卷入的百姓、遭受排挤的小官，未在沉重苦难中泯灭良知，真诚怜惜藏海的品行、才干与青春，在危机关头拼死将其托举起来，使之成为可能改变世道的“后人”。

那么一心复仇的藏海是否泯灭了良知呢？藏海在准备入朝为官，立于车马之前时，想起父亲的话：“一旦上了马车，就下不来了”，仅仅犹豫片刻，他便毅然踏上马车，开启未可预期的道路：屠龙者如何不成为恶龙？从结局来看，藏海因善良底色并未成为恶龙，反倒成长为守土护民的国之栋梁。而他亲手培养出来的，类似自己这般命运的仇人之子庄之行，却因品性不同，而成长为另一个“平津侯”。

3、借故实写小传。

《藏海传》虽为虚构，却有明朝，尤其明中后期的影子。譬如藏海入京处理的帝后合葬一事，或参考明宪宗生母周贵妃、嫡母钱皇后谁可祔葬英宗、袝享太庙的问题。担心临淄王借丧礼入京，也有历史依据。如弘治十七年三月，英宗贵妃、宪宗生母周氏崩，所颁遗诏便提到：“崇王等王及诸宗室亲王各守藩屏，免赴丧，但遣人进香，在外文武衙门并免进香。”

故事取材不限于明代。藏海进入侯府成为第一幕僚后，发现父亲藏在刘咸墓中的精密杀人武器青铜匣及石刻提示：“圣人之道，一言以蔽之曰‘衡’”，并将青铜匣带回居所，藏入牌匾“青君士衡”之后。牌匾文字出自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清蹈衡门，则令闻孔昭；振缨公朝，则德音允集”。这对藏海的品性、命运有所暗示。而且，陶渊明记载了名士孟嘉与权臣桓温的微妙关系，桓温曾对孟嘉说：“人不能无势，我乃能驾驭卿。”剧中平津侯也曾对藏海说过类似的话。由此细节，可窥剧组用心。

《藏海传》穿插的戏曲与剧情的配合也是一大亮点，除了已有诸多解读的第27集之外，还有第13—14集中的两首，一首是元末高明《琵琶记》第三十八出《张公遇使·虞美人》，戏中张太公是受赵五娘之托的义士，暗伏剧中为藏海守护身世秘密的管家等人也是受人所托的义士。曹静贤义子陆烬在距离他一墙之隔的地方被成功暗杀，此时曹静贤正唱《浣纱记·寄子》中的《胜如花》，暗伏父子相离，其子投入河中，似浮萍无蒂。

这就是为什么导演也好，剧评人也好，一直强调不能把这部剧当成只追求一味反转的爽剧来看，它完全符合徐萌编剧所说的构建“思想的建筑学”：

藏海复家仇的过程，是以怜悯苍生、匡扶正义为底色的，在内为国除贪、为民除害，在外为守土护民以身犯险、以智止战。并且，它以赵秉文的政治理念隐喻当前西方复活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幽灵，在对抗这一幽灵的过程中，彰显了基于中式智慧与美德的政治理念。

可以说，它的家国大义不是悬浮的，而是落地的，不是让人提前防备、心生抗拒的，而是能让每一个观众，包括叛逆的年轻观众、有制度或文化隔阂的海外观众（尤其是台湾观众），都能在剧情沉浸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中国特色的良善价值观念和优秀传统文化。如此看来，它分明是两个结合，面向西方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典范。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追完全剧的剧迷为它没有获得白玉兰奖而遗憾的原因。#白玉兰获奖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