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仪式

哈贝马斯晚年有一种调和的色彩，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宗教的观点上。在《对于缺失的意识》一书中，他讲述了一个真实案例。即他朋友在办一场丧事时，发现现代启蒙主义无神论，其实不知道如何应对人的死亡。由于无神论对来生的激进虚无主义立场，它无法为死亡提供一个得体的“通过仪式”。这就是“缺失”。

现代理性将仪式视为蒙昧的产物并予以消解，但在很大程度上，人就是一种“仪式的动物”。这并非理论推理，而是源于对生活世界的经验观察。换言之，仪式是一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事实性”，即人不可剥离的存在方式。基督教及其他宗教无疑是仪式的场所，生离死别在那里得到了妥善的安放。这就需要调和。

哈贝马斯这么说：“……弗里施是一位不可知论者，拒绝任何形式的信仰告白。但他显然感受到了非宗教葬礼形式所带来的窘迫，并通过场地的选择公然揭示了一个事实：启蒙后的现代，并未能为生命终结时的‘通过仪式’找到一个足以媲美宗教临终实践的替代品。”（第48页）

哈贝马斯的调和方案是：宗教并非理性的敌人，而是理性的重要源头之一。这意味着宗教内部蕴含着大量合理性成分，甚至值得现代理性虚心求教。因此，这种调和后的理性是一种扩容的理性，一种不再偏执的理性。它坦然承认自身存在着关键的“缺失环节”，而这些环节正隐藏在宗教信仰及传统中被冠以“非理性”的维度之中。

看看欧洲那些漂亮的城市，它们大多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共生体。城市的天际线最高点往往不是摩天大楼，而是教堂；名胜古迹被妥善封存。当然，博物馆中来自全球的赃物也赤裸裸地展示了其殖民主义的残暴。现代理性正是伴随着欧洲的对外扩张而普世的。有趣的是，在被现代理性“启蒙”（或“欧州化”，胡塞尔用词）的非欧洲世界，对理性的崇拜反而比欧洲本土更为夸张、激进、放肆。比如对于“打倒孔家店”，他们远没有欧洲人拆改老建筑时的那份扭捏与迟疑；欧洲人装个空调都要前怕狼后怕虎权衡再三，亚洲人推倒一个古村落更玩儿一样。

我想说的是，欧洲理性从一开始就拥有其“肉身”，正如现代性总是伴随着与之并置、融合的教堂、遗迹与风俗。哈贝马斯的调和观点，在此意义上就是一种拨乱反正，是对偏激理性的一次温和提醒。理性赋予人类飞翔的翅膀（想想古希腊那个飞行神话），但我们不应忘记，人终究也是“栖居”的动物，仪式的动物。即便我们飞向太空，或许终将发现，有米有面、有教堂有音乐、有爱欲有纠葛的生活，才是我们永远无法割舍的羁绊。

哈贝马斯告诉我们，理性的本质是无尽的交往行为，而非唯科学主义的鲁莽狭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