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处绝对怀疑，在低处尽量怜悯

表面上看起来的很羞辱人的基督教低人性观，在其之前，在其之后，和在其之上，其实还存在一个极其温馨的人性期望。

 西方人有一个似乎很固执的观念：当灾难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人们总认为那也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因而他们总会随即挺身而出，社会的不公现象便很少会发生在大家身边；汉语民族也有个固执的观念：当灾难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我们总会庆幸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大家都会选择明哲保身，人们会漠视发生在别人身上的苦难，结果是这里人为的灾难总是不断……

我更关心这样一些困惑，西方文化不是更强调个人主义，不是看人很负面，看起来让人很没有尊严吗？这里更涉及儒家和基督教的爱的深度比较，涉及每个有血有肉的个人的真实的社会待遇。汉语文化不是以人性善为前设吗？每个人不是自我道德感觉良好吗？

关于基督教的情况，至少有这样几点，会带出与儒家截然不用的后果。第一，他们信仰的是一种低人性观，（正典称每个人是邪恶的罪人），因而不会对人提出太高的道德要求（因信就可以称义，成圣中的恒忍首先是上帝的恒忍），低道德观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因而，他们的道德实践是实实在在的，细水长流，最后汇集成了道德的大河；第二，人是上帝精心创造的，上帝在对这种“低人性”表现出公义的严厉的一面的同时，又怀有极大的怜悯的爱、甚至愿意以自己的死来救赎，这会让人在灵魂性的感恩中逐渐形成上帝所喜悦的道德人格。第三，不管是低人性观，还是怜悯和救赎。都是平等主义地指向每一个具体的人的，且不分贵族和平民，男人和女人。最后，上帝无私的大爱会激发人有感恩的喜乐的回报。这种感恩是发自人的内心的，在基督教的词典中，自由意志是指个人的行为动机甘愿被上帝的意志支配。感恩不仅指向上帝本体，也被要求指向上帝所爱的所有受造的个人。

综上所述，表面上看，基督教的低人性观好像温度很低，仿佛像中国早期的黄老法家一样的高冷。其实不然，低人性观只是基督教宏大的创造和救赎体系中一个叙事，在那个叙事之前其实还有上帝形象的高贵起点，其终点是要和起点重合的。这些是中国行为主义的黄老法家所无法理解的。表面上看，中国的儒家似乎对人有很高的评价，但他们心目的中的人是抽象的，他们所赞美的人只是一些复杂的道德精英，其他的人，都是难养的小人和女人。永远都是长不大的需要被管教的孩子。每一个具体的人随时都有可能抽签成为伟大的国家或整体的祭品。这个“整体的祭品”的观念很重要的，它表明了关于人的一个极大的悲剧。就是在中国，真正有意义的人的概念从来都是指向整体的人，就是后世那抽象的人民，或者局限于哪些有资格成为领袖的圣贤君子道德精英，个体的人，具体的男人和女人的权利和命运，从来都不是中国政治和伦理所关注的对象，他们的意义就是刚才说过的是“整体的祭品”。

可是，社会就是由这样一个个有血有肉又有真实的灵魂的个人构成的。对他们来说，现实的人文处境是如此恶劣，人们只能选择“好死不如赖活”，你怎么可能让个人可以改变文化惯性而见义勇为呢？阳春白雪之下只能蠕动卑微的人格。而表面上看起来的非常羞辱人的基督教低人性观，在其之前，在其之后，和在其之上，其实还存在一个极高的芬芳的人性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