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读书笔记（第67本）：于溯《中古时期的历史文献与知识传播》（一）

2023年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程章灿教授主编的《中古古代文献文化史》丛书，包括10个分卷，作者都是南大文学院的学者。这套书很不错，没有执着于完整而无用的章节体系，本质上是10本论文集，因为多出名家之手，每卷都能做到言之有物。我这两年对中古很感兴趣，就先从第3卷读起。作者于溯老师，我之前在北大主办的古典学会议上见过。当时对其成果了解不多，这次算是有机会把她近年来的主要论文通读一遍，感到非常惊喜：于老师真是一个学问广博、方法新锐的“狠角色”啊！

全书正文共11章，还有两篇作为附录，其实是13篇论文。于老师是南大历史学院本科毕业，硕博士在文学院就读，因此其文献学思路兼有文学文献与历史文献的双重特点。历史文献学擅长研究文献物质形态与书籍史事实，文学文献学侧重文本分析与阐发，这本书的很多论文都兼有这两方面优长，并且善于利用英文文献，兼通西方古典学，可以说展现了一个文献学学者的全方位能力。其中有几篇我最有收获，简单介绍一下。

第1章《盈握：卷子装与中古书籍史》，原刊于2023年《唐研究》第28卷，探讨中古时期书籍所采用的装帧形制与知识生产、传播之间的关系，尤其分析了卷子装和史部之间的关系。于老师通过一些现存实物，测算了中古时期卷子装书籍卷起来的直径，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卷子装都首先考虑卷子是否便于持握，这影响到卷子装书籍的分卷形态与内容分配。例如纸卷比简册更柔软脆弱，容易折损，所以不适合做太大，魏晋南北朝到唐初产出的13种正史中，没有一个单卷超过两万字，和《汉书》中多个篇目超过两万字形成鲜明对比。纸代替竹简，不仅让卷质量轻了，也让卷字数少了。纸质轻薄，因此一卷也不能太短，所以纸卷时代单卷字数相对于简册时代更加平均，为追求这种平均，就要更多地合卷和析卷。于老师统计了中古正史卷字数的离散系数，显示从《三国志》开始，各卷字数趋于平均。

在中国中古时期，大体量多卷本著作多通过并联诸卷来架构，采取一种模块化的书籍设计方案：修撰者使用多个功能独立的内容但愿搭建成书，不同模块卷可以灵活追加、更换或移除，且不影响其他模块卷的功能，也不影响全书的成立。纪传体史书、按主题搭建的类书、按州地搭建的州谱、类聚式医方、文学总集都属于典型的模块化书种。这些种类容易形成卷帙较大的书，中古时期体量最大的10种书都属这些类别。模块化大体量著作的编撰，需要靠集体作业来节约时间成本，因此多由官方发起和组织，这10种书也确实都有官方背景。模块化设计方案激发了中古帝王的修书热情，他们只要搭建平台、组织人员、分包任务，通常就能快速获得宣示其文化建设成就的皇皇巨著。模块本身的功能独立性，使人们有将书籍的一个模块视为独立著作的倾向，例如潘岳自述“尝读《汲黯传》”，李白诗序说自己在浔阳狱中“正读《留侯传》”，很多读史诗的题目也只会提到篇名而非书名。更重要的是，如果模块化设计成为大书生产的常规方案，人们寻求更大容量载体的需求就没有那么迫切了，这可能就是中国的册页装相比于西方更晚出现的原因之一。

卷子装的以上特点还影响四部分类法的形成。类书和纪传体史书在魏晋率先积累了一批大书，使得四部分类法得以成立。因为中古时期整理书目，往往采取平均主义的分包法，四部之间的工作量要尽量平均，这就解释了《中经新簿》中为什么大书较多的历史类书籍会和《皇览》分在一部，而体量不大但工作量很多的汲冢书会和诗赋、图赞归在一部。中古时期官书管理制度的延续性使四部分类法成为皇家藏书标配，四部分类法其实有一个先定四部再纯洁化的过程。

第2章《隐蔽的网络：中古文献中的模块化书写》，原刊于2022年《古典文献研究》第25辑上。本章继续探索书籍内容的模块化，认为模块化书写在史传故事中尤为常用。用故事模块搭建单篇传记，将单篇传记以模块化形式组织成纪传史，成为中古王朝史生产的基本流程。例如“纵囚”故事在中古时期正史中频繁出现于不同人物身上，形成一种常用的叙事模块，用以表现传主的仁爱品德。在诗歌中，“登高望京城”也成为一个常用模块，被用到多首作品中。乌兰图雅唱的“站在草原望北京”大概也可以归入这种模块吧。于老师还举出明人王世贞在《宛委余编》中收集的78个传记模块，都具有“人知有……而不知有……”的措辞，例如“倚柱读书雷震不辍，人知有夏侯玄，而不知有诸葛诞”，这个例子真是精彩。于老师还比较了模块植入和典故植入的差别，主要是后者更显突兀，前者更为隐蔽。同一个模块用于不同的历史人物身上，却总有一个人物广为人知，其他人物的类似事迹却籍籍无名，这与人物知名度有关，也与案例是否被他人尤其是名人回忆、谈论从而扩大影响有关。在此过程中，模块的开发者，也就是最早的用例未必占有天然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模块移植不一定是书写层面的问题，还有可能是实践层面的问题，是后人在实践上移植了前人的行为模块。这个提醒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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