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二十二岁的时候认识阿廖沙，他从远方过来，先借住在我们家里，后来又搬出去。我的父母亲有一些钱，被他的气质和谈吐所吸引，邀请他到我们家来，他们热衷于和年轻人谈论政治，却不允许我们子女谈论政治。阿廖沙搬出去也没有原因。我想，他可能是个社会主义者。弟弟忧心忡忡地对我说。

他不是社会主义者，父母亲不喜欢那一类人，可他们对阿廖沙赞赏有加，即便在他搬出去以后也是如此。我从十五岁开始胡作非为，总是当众高声提出一些奇异的议论，早就丢光了他们的脸面，他们所以不阻拦我去见他，期望他们看中的这位基督徒式的青年能给他们神经兮兮的女儿以教化，或者，最好是娶了她。我知道他们的算盘肯定会落空。

但这不妨碍我拎起裙摆，跳过水坑和车辙，在灰蒙蒙的天气里像一只麻雀一样，周而复始地扑到阿廖沙门前。我知道街道上的人会眯着眼瞧这位小姐，广发议论，又在辨认出我是谁以后了然、蔑视地相互一笑。但我全不在乎，我只在乎那位金发的年轻修士，卡拉马佐夫家的少爷，总是会躬身看我，专注地把我请进他的房子里去。他给我倒茶。“我厌恶所有的人，却明白所有人的苦处。”我喝了一口茶，对他说。

“您的想法是很高尚的。”他宽容地说，目不转睛。

“不，你不明白！”我一下子激动起来，“他们瞧不起我。我也瞧不起他们。我怨恨他们。您这样的人怎么能明白呢？我为我吃过的苦怨恨他们，可我实际上和所有人比起来，哪里吃过什么苦呀！我慷慨陈词愿意为他人而死，其实说到底是我对生命并不珍惜。我自己是不想活下去的。”

他好像很苦恼，他没有见过抱着结束生命的期望所以投身于狂热的人吗？是了，他是信教的。我想。夜里我没有回去，我知道身上的流言又会多出一倍，而父母亲会更笃定他得娶我——阿廖沙呢？他好像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知道。夜里他让长发披散下来，解开束腰，面庞在油灯下像个姑娘，模糊的画中人，我童年用手捧着阳光的玩伴。我隔着一层被子爬到他身上，贴着不动了，他苦恼地喃喃说啊呀，怎么办，我就亲他问什么怎么办，他躲闪着说您不要问了，不要问了，我们挣扎的气流吹灭了油灯。第二天早晨他双手依然规规矩矩地交叠在胯骨上，搁在我俩紧挨着的身体中央。他会唤醒我，一直到门口才送我离开，并且永远不生我的气。

我知道他和一些自诩革命的青年有往来，并似乎是一个影响很大的人物，往来的人都要咨询他的建议。我很宽容，从不和他讨论他们，并不认为那些人在得到了他的建议后又真的能做成什么事。曾经我也因自己激昂的言论吸引过一些朋友在身边，如果我愿意花心力，我也能把他们动员起来，形成一个小团体——但没有这个如果，我太懒惰了。

我在他要去刺杀沙皇的前一天才知道这件事，他满怀歉意，与我辞别。我哭得哆嗦，打他，骂他，像最没有觉悟的愚妇一样向他发赖。“您是一个革命恐怖分子！”我大喊，在夜里跌跌撞撞跑出了他的家门。第二天我又跑回来，跪在他的客厅里，在暖炉燃烧的座椅边。“您带我走吧，卡拉马佐夫，我随着您走，天涯海角我也跟您一道去。”我的胸脯趴在他的大腿上，脸庞仰起，望着他流泪，对他饱含感情。他扶着我的双臂，低头吻我，我突然又惶然了，怯懦地跌倒在地上。他把我抱在怀里度过了一夜吗？我不知道。再听到他的音讯是在他成为通缉犯三个月以后，父母亲在餐桌上仆人上菜的间隙依然会谈起他，感叹这位基督的儿子终究还是一位卡拉马佐夫。而我胸口的里衣里紧紧揣着下午收到的一封信。上面写道：最终，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会永不相忘。这就是我从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那里得到的全部东西，在那之后，我却奇迹般地活到如今了。

（是陀第二部草稿里提到的，阿廖沙刺杀沙皇时期的梦女片段[羞嗒嗒]梦一下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