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文言的美国老头｜我在世界尽头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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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喜 欢 的 一 切 在 一 起

长 成 一 座 城 池

杏 舍 森 林 ｜ T e A m o

文｜陈昶宇

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生

宾夕法尼亚大学

梅教授已经不年轻了，但也绝不像个老人。

当学生答对了他提出的难问题，他会敏捷地掏出口袋里备好的士力架，然后从空中抛给学生。就算学生离得很近，他也不会用手递，他一定要扔——他享受这小小的抛与接的趣味“运动”。当然，这还只是他众多小癖好中的一个罢了。

他教的这门课叫做 Classical Chinese,他的名字不只在宾大、在美国汉学界也无人不晓：VictorMair。

有时他也会说起当年他的老师取给他的中文名梅维恒。他今年七十三岁了，他的中国学者朋友们爱叫他“老梅”。

老梅在宾大网站上的照片

不管什么时候，老梅永远里着白衬衣，外面一件唐装外套，不多的白发理得齐整。那派头，像是想象中的民国老先生。讲到兴起，他会不无得意地秀几句流利中文，让人不敢相信他那高鼻头、深眼窝的洋人面孔。

老梅研究汉学快五十年了，他进入教职时，中美刚刚建交。早在1981年，他就是第一批进入中国的国际学者。在他已开始频繁往来中美时，这间教室里的学生们都还远没有出生。

说起某个他曾研究过的课题、见过的人，他会突然闭起双眼，在大脑里的时光隧道中穿越，找到那个漫长岁月中的片段，然后睁开眼继续滔滔不绝。

他说那时候的北京路还不宽，中关村还是一片荒地，有人拿来种一种闲田；那时候“洋鬼子们”只能拿着外汇券用几倍的物价在友谊商店买东西；那时候长江的水还很清，沿江而下有无数风景；那时候“歪果仁”是稀奇的生物，随时能引起围观……那是他年轻的时候，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也还年轻。

如今再到中国，一切都变得鲜艳炫目，他说看着大家拿着手机就能付早餐钱，“简直不可思议”。他指一指我们几个中国学生的穿着，说想不到有一天我们如此摩登。

中国变的日新月异，老梅始终是那个老梅。他熟练地翻开有些泛黄的课本，继续讲课。这门教了几十年的ClassicalChinese，他有他自己的方法。他不仅讲字词语法知识，他还要求大家把中国的古文言翻译成现代英语。只有知道如何将每一个意义单位拆解然后用另一种语言重组，才能证明真正掌握了微妙的细节。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他痛恨“只可意会不可言说”式的糊弄，于他而言，治学便是要拆开了、揉碎了、“说清楚”。

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常常会受到许多来自学术以外的压力，学者有时难免牺牲学术真实来“顾全大局”。

说起这些，老梅则会翻一翻白眼，来一句I don’t care！

研究印度时，他发现印度人引以为傲饮茶习惯其实来自英国而非本地。朋友说这样的成果或许有损他国“颜面”或是国民情感，老梅依然坚持公布成果。作为最早发现青铜冶炼技术可能不是中国本土发展出来的学者之一，他也不会为照顾中国对于“五千年灿烂文明”的自豪感而退让半分。虽然他自己也是个中国迷，“可这就是事实”，他耸耸肩。说起这些，老梅的温和神色消散不见，眉宇间一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少年执拗。

老梅是一个很难定义或归类的学者。他因研究敦煌变文成名，也大量参与考古学，宾大博物馆里陈列着许多他参与发掘的文物。他被认为是杰出的语言学家，却也广泛涉猎文学研究。他发表无数严谨的学术论文，也在网络上写各种科普贴的博客，直到现在还在不停更新。他回忆起年轻时一同研究变文的中国同事，现在还只研究变文；而对于他，学术世界的学科分野从不适用，他不安分地在知识的版图上开疆拓土，一意孤行。老梅自己笑着总结道：“我是一间杂货铺。”

这大概也是我最欣赏老梅的地方。在他身上我能看到学术的鲜活与尊贵——这是在大部分地方（哪怕是学术界）已然失落的东西。

他从不认为学术只是一件所谓“圈内人”的事，他终其学术生命，都在对“学术圈”这个概念进行着最生猛的反抗。他从不需要故作高深的语言使人不懂来抬升学者的高贵，也绝不容忍大而化之的随意降低学术的尊严。他会撰写长长的博客探讨可能琐碎的语言现象，他甚至花了几年时间与一位完全不在学术界的读者通信，只为向他普及清楚一些重要概念。这明明是一门最容易窝进象牙塔的学问，他却从不缺席时代的现场，并坚持用专业知识发出结实而有益的影响。

在他身上能看到真诚的问题意识与求知本能。在国内一位老师告诉过我这样的话，仅仅从事学术的人可以称作“知识工作者”，而只有把知识当作唯一且最高价值的人，才能称作“知识分子”。老梅或许是我见过最近这个称谓的人。

老梅身子骨很结实，他不吸烟，不喝酒，不做有损大脑运转的事。偶尔会抱怨起自己的耳鸣。

“猫有九条命，我只有一条，我还有好多学问想做呢。”，老梅狡黠地一笑。能阻止他的，或许只有时间了吧。可有的东西必定长久地耀眼下去，连时间也无能为力。

以上

北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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