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白评论‖举报的代价
端午节，扬中市，一条马路边。

一个何先生，看见了一辆交通执法车，看见了一个执法人员，看见了一辆奔驰车，看见了四份礼品。这画面不算稀奇，这年头明里暗里的往来，本是家常便饭。稀奇的是何先生去举报了。他拨了政府热线，把看见的说了。

这是公民的权利。这是制度设计的初衷。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然后呢？

然后他接到了被举报人哥哥的电话，叫他去做伪证。

举报人信息，从他拨出电话的那一刻起，便不再是他自己的秘密了。它像一张纸片落进了一个不知道有多少门、多少窗的屋子里，被风吹着，被手传着，最后稳稳当当地落到了被举报人的桌上。举报人叫什么，住哪里，说了什么——全都清清楚楚，分毫不差。

一个普通市民，行使了宪法赋予的监督权，换来的不是保护，是暴露；不是褒奖，是威胁。这是什么道理？

举报信息是如何泄露的？这问题怕是不好答。因为答案可能比事件本身更叫人寒心——也许是在热线接听的环节，也许是在工单流转的环节，也许是在某个经办人的手机里，也许是有心，也许是无意。但不管是哪一种可能，都指向同一个事实：这个号称保护举报人的系统，漏得像一只筛子。

他们说这是“机制性的漏洞”。说得真客气。我倒觉得，这不是漏洞，这是态度。是对举报人安全的不在意，是对公民监督权的轻慢，是对“保密”两个字的敷衍。真正的保密，是不会泄露的；泄露了，就只能说明从来就没有真正想保密。

于是便有了“寒蝉效应”。

这个词用得好。寒蝉，秋后的蝉，冷了就不叫了。那些想举报的人，看见何先生的遭遇，心里便凉了半截。他们想：我举报了，会不会也被人找上门来？我实名了，会不会也被人要求做伪证？我不过是想说一句实话，会不会把自己搭进去？这么一想，嘴就闭上了。嘴闭上了，不正之风就继续刮，腐败就继续长，权力就继续寻租。举报制度本来是一把刀，现在这把刀钝了，不是因为刀不好，是因为拿刀的人怕伤着自己的手，索性把刀藏起来了。

可是谁该怕呢？明明是那些违规收礼的人该怕，明明是那些泄露信息的人该怕，明明是他们该缩着脖子过日子。现在倒好，举报的人缩了脖子，被举报的人反倒理直气壮地打电话来“求情”。这世界有些颠倒了。

扬中市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这是应该的。但调查完了呢？处分完了呢？下一次，另一个何先生在另一个城市拨出举报电话，他的信息还会不会泄露？那个电话还会不会打到他手机上？如果每一次举报都是一次冒险，如果每一次监督都是一种赌博，那这制度就不是在鼓励正义，而是在筛选那些不怕死的、豁得出去的人。

可是公民监督，不应该是慷慨赴死的事。

我常常想，我们这个社会，口口声声说要反腐，要倡廉，要发动群众监督。可真有人站出来了，我们给了他什么？给他一道漏风的墙，给他一个打不通的电话，给他一份被转手多次的工单，最后再给他一个被举报人的亲属打来的“求情”电话。这叫什么事呢？倒像是一个唱戏的，台子上敲锣打鼓地喊着“欢迎举报”，台子下面却伸出一只手来，把举报人的衣角拽住了。

扬中的何先生还算幸运。他至少活生生地站在媒体面前，把这件事讲了出来。他没有被打，没有被抓，没有被“处理”。他只是接了一个电话。但就是这一个电话，已经足够让千千万万个想举报的人闭上嘴了。

因为他们不知道，下一个电话，会不会打到自己手机上。

而一个让好人不敢说话的世道，是吃人的。不声不响地，一点点把人心里那点正义感吃掉，把人嘴里那句真话吃掉，把人对制度的信任吃掉。等什么都吃完了，剩下一个安安静静的、谁也不敢吭声的社会。那时候，公车还在收礼，举报热线还在响，只是没有人再拿起电话了。

这便是扬中这件事，最叫人睡不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