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一部电影，先是牵扯出来韩红，然后又牵扯出来韩红的慈善基金会。

说句实在话，在中国搞慈善，的确需要超凡的勇气与毅力，因为我们这里最流行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慈善这事本身就比较边缘，更加不要说还缺乏慈善的基本生存环境。

慈善事业需要的首要条件是信任，一个捐助人把钱捐给了一个机构，就应当本着充分信任的态度，而这个机构是否当得起这份信任，又需要有更加专业与权威的机构进行保障。

但是我们当下面对的危机是，整个社会信任的全面崩塌，一方面各种欺诈横行，每个人都会提防其他人，另外一方面压根不存在什么大家都信任的权威机构，官方机构也不例外，红十字会算是够官方了吧，你看名声成了什么样子了。

缺乏信任的结果是，大量个体捐助者在捐助的同时还充满了质疑并且希望慈善基金会经得起自己的审核，但是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从个体角度而言希望得到的结果是，我捐助了一百块钱，你必须告诉我这一百块钱花在了谁的身上，而且要证明这一点，无法证明去向，或者其中被收取了一笔管理费，都可能会被认为是有人在其中中饱私囊，比如我都肯捐钱了，那么基金会的人为什么不肯免费劳动当作慈善的一部分。

问题是如果想要满足这样的要求，任何基金会都无法运行，尤其是面向普通捐助者的时候，因为运行的成本远高于实际的效益。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的丧失了所有信任但是又想表达一下善心，还不如去医院的ICU边上，看到谁因为付不起家人的医疗费而痛苦就捐一笔钱，还少了中间人赚差价。

缺乏信任的同时，还缺乏激励。人长期坚持做一件辛苦的事，是需要激励的，这种激励常见的是物质上的，对于慈善事业而言则更多需要精神上的，也就是一方面政府通过减税等行为有意识的引导资金流向慈善事业，另外一方面慈善机构的主要参与者与组织者也能获得社会更高的评价。

但是现在的环境是，别说被称颂，那些做慈善的，各个难逃被质疑成筛子的命运，不说别的，当年李亚鹏的慈善基金，不也被围攻么。

形成这样格局当然是多方面的原因，官方机构的“塔西佗陷阱”，一些企业将慈善作为商业牟利与广告宣传的行为，一些个人在其中的贪腐与低效浪费，结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一个对于慈善非常不友善的环境。

让这个环境更加不友善的，是用最大声音质疑围攻的群体中相当一批人，怕是从来没有为慈善事业做过贡献。

在这种环境下，对于那些愿意为慈善事业做出贡献的个体，只要他们的行为背后没有明显的商业动机，都是需要珍惜的，因为在这种环境下还愿意做这样的事，内心没有一点真正的爱，是坚持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