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蔡女士为了证明丈夫的过劳，收集了整整数百页的证据材料，心里一阵发凉。

37岁工程师张亮在连续高强度工作约140天后猝死，却因发生在聚餐后的“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岗位”，被人社部门不予认定工伤。法律条款的逻辑严丝合缝：不在工位、不在打卡时间内，就不算工伤。可现实是，他倒地昏迷后，工作电话和消息还在不断响起。

这种“隐形加班”导致的身体透支，在现行的认定体系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我们常以为只要保留好加班记录就能维权，但面对“视同工伤”那严苛的“三工”要素（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工作原因），普通的考勤记录往往显得苍白无力。

更让人唏嘘的是，举证的责任完全落在了家属肩上。你要证明他在吃饭时也在想工作，证明他之前的每一天都在超负荷运转，证明他的死和这份工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不仅仅是一场行政复议，更是一次对普通人维权成本的极限考验。

当生命被冰冷的条文切割，我们需要的或许不只是同情，而是对“过劳”与“工伤”之间因果关系的重新审视。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己的最后一份证据，是几百页的加班记录。 #工程师猝死未被定工伤妻子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