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读书笔记（第66本）：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下）

第4章提出了中国学术世界中获取书籍的难题，第5章则分析古人解决这一难题的相关尝试。此处，作者引入了伊拉斯谟提出的“文人共和国”概念，指的是一大群文人在国家和宗教组织所控制的权威知识架构之外，共同研究和发展一个共享的人文主义知识体系。其实质就是建立一个“知识共同体”，这将使学者们处于与朝廷相互竞争的位置上。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也希望在官府刻书、藏书、赐书的范围外，营造更加便利的阅读条件，例如编纂、刊刻如《皇清经解》这样的著作。与此相关的还有私人藏书的开放问题，本章比较了西方的大学图书馆与中国的私人藏书楼，认为二者都在相当长时段内存在对藏书的过度管控制度。中国古代的私人藏书楼，对读者的态度甚至远没有大多数政府藏书那么友好，例如著名的宁波天一阁，除了刊刻过一部20卷的藏书目录之外，对学术界几乎没有实质贡献。这一认识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时期的私人藏书文化，到底是一种文化繁荣的表征，还是阻碍文化传播的限制？用周绍明教授的话来说，“这些藏书家在他们散发霉味的书籍世界里注入了市场竞争精神。这些书籍代表了其所有者的社会资本、财富，必须通过一种持续性的排他手段来维持和增长其价值。要让读者通过传言和藏书家的名声，来指导这些藏书的存在和其中的珍惜图籍，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被排斥在外，以免这些书失去其社会和经济价值”（第144页）。可见，“文人共和国”或“知识共同体”的概念更多是在描述一种理想，而不是11-17世纪中国学术世界的现实。

为了改变以上这种文化封闭的状态，古代藏书家和读书人也做了一些改良的尝试。例如一些藏书家结成了共享藏书的小圈子，最著名的当然就是曹溶发起的“流通古书约”；二是晚明时期在书籍获取方面取得了某些进步。以上这些进步虽然是为了解决明代就已经暴露的问题，但其实都是到清代才取得一定实效。本章还提到清代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重要途径，就是写作学术信件，很多学术观点正是在这些信件中表达与交流的。比如钱大昕一生与两千多个朋友、弟子通信，这个数量是莱布尼茨的两倍。这确实符合我们对清代学术史的认知，因为很多重要的学术思想史材料正是出自学者文集中的书信文体。

第6章以清代一个粗通文墨的鞋匠钱近仁为例，探讨文化普及的问题。当时有不少文人为钱近仁写作传记，周绍明教授发现，钱近仁非常不愿意利用他的识字能力为自己找一份更好的工作，以提高其社会地位。他对长期教授并无兴趣，就不用说靠它赚钱。钱近仁也不是一个藏书家，并且也不想进入任何一个18世纪的藏书圈子，尽管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20世纪有关传统藏书家的著作中。应该说，钱近仁代表了当时人对于文字与书籍的一种十分朴素的情感。

总的来看，这本书读起来比较有趣，但可惜写作思路不够清晰，前后内容拼接比较错乱，经常有局部性的跑题现象，以及内容安插不够合理的地方。这可能是海外汉学著作的一种通病。作者对宋代以来的书籍史基本材料是比较熟悉的，也能合理利用既有的成果。但可惜的是，这本书采用了书后注的注解体例，很多精彩内容恰恰是在注解中体现的，但要想翻阅注解，十分麻烦。而且注解中的引文出处也比较简略，还要配合参考文献。这应当是手写时代的习惯遗留，放在今天的学术著作出版中，变得不合时宜。希望这种不友好的著述体例，在未来的学术著作中越少越好。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