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不能公开声明、公开捍卫的存在

牟复礼说过这样一段话：“秦以后两千年的帝国历史中，朝廷实际上已经十分习惯、适应了一种两难：成为一种不能公开声明、公开捍卫的存在。在其他民族的历史中尚未发现有与之可以比照的两难。”他讲的是中国人在关于国家政治的认识论上的一个困境。

什么困境呢？儒家内部不能解释儒家所捍卫的血缘宗法制度所隐藏的不同血缘间的张力（他们或许采取了一种“理性的无知”的态度），正统儒家不能理解从“家”到“国”的嬗变是通过复杂的甚至是丛林式的方式实现的——这其实是儒家内部非主流派别荀子和其他后来被称为法家的那些人努力解释和回应事实的处理方向。正统儒家不但回避解释这个过程，相反还视“法家”为异端。但是，法家恰好发现了这个正统儒家不愿意公开的道德主义的“羞处”（因为已经形成的政治正确的社会压力，法家和黄老学派也不能在正面对儒家有系统性的否定）。由于正统儒家的最高任务就是捍卫潘多拉魔盒释放出来的强制或维稳国家的合法性，换言之也是捍卫由黄老学派法家所精心呵护的国家，就构成了牟复礼所发现的两难。其实，我们看到的两难，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正统儒家思维不愿意正视它所维护的对象所必然产生的结果的两难，因为事情的本质同时也是“成也儒家败也儒家”。不过，牟复礼并没有看清这些秘密，比如他认为“中国的帝国洽是凭借法家学说得以铸造的”，更准确的说法是，是法家在努力解决儒家带来的难题。

下面牟复礼的话仍然值得阅读，不过，一定要记住我上面的导论——

【中国的帝国洽是凭借法家学说得以铸造的……秦政治和文化系统的一个惊人之处就是，它狭窄、严格地遵循法家的、国家主义的方式，露骨地否定人文的价值，坚定不移地鄙视那些备受崇敬的传统。我们到那里去寻找这些“非中国”元素的根源？“非中国”这个词是否需要检验？事实上，秦朝的系统中没有哪个要素不是中国文化本身所固有的。“非中国”这个词也反映了中国人对秦政的不变评价。秦，这个“非中国”的异类代表了中国人公开厌恶的一切东西（在这里，你可以洞察到中国人还缺乏对自己社会和文化的政治本质的自我觉醒，而这些他们要竭力回避或厌恶的，恰好就是他们非理性地所创造的，由此可见中国人文化或精神上的分裂性的病理特征！是啊，我情不自禁地想要泣血还原一个关于中国的真相：成也中国人，败也中国人！我们自食其果！——笔者注）……在观念层次上，秦朝的法家理想是中国文化中令人唾弃的谬种。没有那个哲人、政治家、暴君公开赞成秦国的国策和法家学说（这里可以一瞥儒家道德主义的虚伪）。然而秦国的制度缔造了统一的中华帝国，不可能彻底否弃秦而不保留统一国家的结构基础。

所以秦以后两千年的帝国历史中，朝廷实际上已经十分习惯、适应了一种两难：成为一种不能公开声明、公开捍卫的存在。在其他民族的历史中尚未发现有与之可以比照的两难。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两难的存在既能解释秦的崛起完全符合中国的本性，又廊清了诸如“儒家帝国”、“儒邦”这些字眼的局限和矛盾。中国文明不能完全等同于儒家（法家已经公开从儒家分裂出去了——笔者注），尽管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生活的主流正脉。然而帝国时代的制度却不是滋生于儒家的实践和理想模式（尽管荀子开创的儒家主流已经在努力适应帝国的现实），中华帝国的体系，其结构和观念，是现实和理想两种模式存在张力的一个例子。其主观理想上是儒家，而实际需要的则是法家（根据我们的客观观察）儒家的浅层影响对其有一定的矫正，其他思潮同样也施加了不同的影响……

整个帝国的早期，中国国家的雏形正在形成，众多的历史动力引发着文化的发展和制度的改进……古代中国对自己历史的分析偏安于过分简单地强调理想的方面，理想与现实因素之间的关系、矛盾、对抗性的互动，在其自己的历史中都很难得到分析，也很难得到客观的认识。】（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201-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