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書club[超话]# 导读丨王子今著《变法三千年：中国历代改革得失》，初版是列入《中国史话》系列丛书的《变法史话》。此前，作者还著有《改革史话》。
《变法三千年：中国历代改革得失》 一书，包括引言“历史上的变法运动”、结语“变法的文化史思考”，以及十个以人物为主的专题，即：吴起变法、商君的历史贡献、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汉武帝“更化”、王莽改制、北魏孝文帝“变俗”“迁都”、 “中国 11 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的事业、金世宗改革、张居正改革、戊戌维新。所论内容，基本涉及了中国史上重要的变法节点。其中，“变法的文化史思考”一节，是在《改革史话》 一书的内容上删减完成的， 两书可相互参看。这一节讨论了变法的不同类型与主要模式、变法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者的关注核心是在传统社会“治”与“安”的沉稳的文化基调中，如何孕育出激烈的变法改革，变法改革又表现出怎样的特点。本书的文化史视角，是贯穿始终的，也是以往综论历代变法的著作中较少采用的。王子今先生以秦汉史、秦汉考古、出土文献，以及交通史、社会史、生态环境史等领域的研究名世。《中国历代改革得失》的构思与写作，较早可以追溯到作者《历代“托古改制”的文化 背景分析》一文。1988 年，作者参加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改革”研讨会并撰写综述，其中提到，“通过对历史上变法与改革运动的 回顾，强调改革不仅应当有敢于向旧制度、旧观念挑战的勇气，还 应当以必要的理论准备为前提”。变法史上的“托古改制”与“理 论准备”等主题，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受到作者的关注，如今在 本书中得到更进一步的讨论。《中国历代改革得失》的写作，体现了学术研究中的现实关怀，以及现实关怀对学术研究的长期影响：历史学者，有责任说明社会变革的历史根由。故本书值得向大家推介。

“变法”相关概念史

中国古代是如何使用“变法”“改革”等一系列概念的？现代学人又是如何解释这些概念的？本文梳理变法的概念史、变法史的写作历程，希望读者了解《中国历代改革得失》一书的学术背景。
“变法”一词，较早见于战国时期。正史中《史记》最早出现“变法”的说法，《秦本纪》：“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而在《商君书 ·更法》中，是秦孝公先提出了“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的施政目标，再由商鞅等大臣讨论。诸子学说中，“变法”还常见于《韩非子》，如“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法家更重视变法学说。
在“变法修刑”“变法以治”之说下，变法与法令形成了较强的关联。《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变法”：“历史上对国家的法令制度做重大的变革。”法律史研究者认为，法律是变法的根本与保证，“中国古代的改革常被称作‘变法’或者‘改制’，改革必然要对法制做出某些改进或变革，也表明改革必须有法律的保证”。法学家进一步认为，“变法”是由立法活动而引起的制度变革 。
现代学人将变法理解为变更法制，但变法之“法”并不单指法律与立法。在较早记载“变法”一词的《商君书 ·更法》中， “变法”是与“更礼”互文并称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变法之“法”，是与法、礼、俗 都密切相关的整套秩序。进一步在中国古代史中寻找变法之“法”的相关概念，可以看到“先王之成法”“祖宗之法”等词，有学 者将这一“法”解释为“既定方针”。变法之“法”，是相沿已久 的旧秩序。如本书章题所见，古代变法还包括思想观念（武帝之
“更化”）、衣服习俗与社会风尚（赵武灵王“革政而胡服”，孝文帝“变俗”）等。这些活动，今人大多一概视之为变法改革。借助“更化”“革政”“变俗”等概念，可以看到，古人是意识到了变法改革在教化、行政、社会习俗上的不同侧重的。《中国历代改革得失》从史料中选取不同概念加以解释，这样的设计，有助于清晰地看到时人对“变法”诸多面向的认知。
本书对“变法”的理解是这样的：“人们一般习惯于把王朝当政集团成员所策动和主持的，规模较大、影响也较大的改革，特别是法令制度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都称之为‘变法’。”变法的基本特征，是自上而下的，是由当政者主动发起的。就变 法与改革这对近义词的关系而言，变法是改革中尤为旗帜鲜明、震荡强烈、节奏激切者。
作者还认为，王朝更替的政治演变、政制本身的因时渐变、社会生活的局部变革，从实效上来说，也具有变法的意义。有的著作更进一步，将王朝更替与内部革新一概视为变法改革。对此，需要根据古人的概念运用，区别名义与实效。王朝更替时，政权主体及相应的政治组织发生变化，史籍称之为“革命”“革姓”等，如《周易 ·革》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孔颖达解释说：“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旧俗。”古人所说“革命”，原始含义是顺应天命的转移实现政权更替，与近现代以来“革命”的用法大不相同。王朝更替，带来变法改革一般的历史变化，并非变法改革。至于新政权针对旧政权之弊有所兴革，当时的执政者也不把这种变化称为“变法”或者“改革”，而是称之为“拨乱反正”。《公羊传 ·哀公十四年》中，已经有“拨乱世，反诸正”的说法；《汉书 ·礼乐志》说汉初形势：“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
“变法”概念兴起时，还流行着“更始”一词，两词背后的政治理想稍有不同。“更始”本指天文现象的回复、岁月时序的更迭。年岁的更始，逐渐被赋予关乎制度建设的政治文化意义，执政者借此表达“与天下更始”“与民更始”的愿望。更始的时间节点，常常是在新阶段的开始，如“以元年与黔首更始”、“嘉与士大夫更始”、“改元更始”。如果说“变法”“改革”是针对旧弊的有则改之，“更始”则指向无则加勉的新阶段。新阶段需要有新的政治时序、制度、礼仪，“更始”由此产生了变法的实效。又如孝文帝太和八年（484 年）诏书所说，“变法改度，宜为更始，其大赦天下，与之惟新”，变法改度是手段与途径，更始惟新是较高层次的政治理想。
“改革”一词见诸史籍，要稍晚一些。《后汉书 ·梁统传》载梁统上书，反对减省刑罚：“至于孝宣……犹因循旧章，不轻改革，海内称理，断狱益少。至初元、建平，所减刑罚百有余条，而盗贼浸多。”《后汉书 ·黄琼传》载黄琼反对废除覆试：“尚书张盛奏除此科，琼复上言：‘覆试之作，将以澄洗清浊，覆实虚滥，不宜改革。’”“改革”一词，偏重于“革”的减省、废除之义。
魏晋南北朝以来，“改革”一词频见，常与事项搭配。如改革历法、币制、律令、朝仪、爵制、学制，乃至改革某一诏书文字、某一官署属官、某一祭祀歌辞。相比之下，“变法”是宏大的运动，“改革”则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

变法改革史的写作历程

由于“改革”一词的当代应用，研究历代变法、改革的史学论著，多以“改革”为题。以下略举以“变法”“改革”史为书名的专著，以此概观写作历程。戊戌变法相关讨论，更多是在近代变迁而非变法史视角下的研究，暂不列入。
较早以“改革史”为名的专书，可见《中国盐务改革史》 。该书开头简述“历代沿革”，主体为“民国以后之改革”，重于时政，与当时流行的“租税改革”“土地改革”等专书写法相近。题虽为“改革史”，但还不具备专史的写作意识。
顾奎相、陈涴的《中国古代改革史论》，是较早成书的改革通史。本书按时序自夏商周至清朝，历叙各个阶段的政制变革。并且将政权更替、内部革新都一概视作改革，那么，凡有政权就有改革了。此后的变法改革史论述，大多沿袭这一定义与时代范
围。两位著者还有《中国古代改革家》《亚洲史上十大改革》《中国古代改革成败论》等书，率先扛起了“改革史”的大旗。
漆侠主编的《中国改革史》也值得称道。该书由高聪明、李华瑞、姜锡东编写，以九章近五十万字的篇幅，上自史前时期的社会变革和国家产生，下至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系统讨论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重要变法和改革，是集中展现中国改革历史的专门性通史。本书篇幅虽巨，但仍是作为“简明读本”先行面世的。漆侠先生还主编有十卷本的《中国改革通史》 。这套丛书的前九卷是断代研究，围绕王朝兴衰来论述变法改革的成败得失。郭东旭主编的第十卷（综合卷）《丹青难写是精神》，在改革人物列传、各项制度变革概论的基础上，以跨地域跨朝代的视野总结改革中的规律性现象，可谓别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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