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有修改

“间架性的设计”的素描及漫想

“间架性的设计”，是台湾历史学家黄仁宇对古代中国社会政治统治的一种抽象描绘，该设计对后世中国影响很大，即便在今天也意犹未尽。黄仁宇解释了这个模式产生的背景，就是古代中国相对于社会技术条件发展不充分的存在一种“政治早熟”现象（黑格尔语）。黄仁宁写道：“中国缘于地理上之要求，政治体系初期早熟，使各地方上之利益及地方上的组织无从充分发展先期构成多元社会，只好采用间架性的设计，构成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这种办法贯穿中国历史。”黄仁宇是以文学语言描述何谓“间架性设计”的：“这种设计以极简单的口语道出，用一种数学的观念，夹带着一种几何图案，向真人真事笼罩过去，只要在使人口统计和土壤测量的技术尚未准备妥当之际，即在一个区域广大的国家内，造成一种人为的政治区分。”（《中国大历史》16页）

 “间架性没计”的道德意识形态部分，显然是基于人性善的假没，是针对人性中一部分的单向度的重点动员，即动员可以回应社会整体要求的那一部分人性，孔子称其为“仁”。至于和整体主义社会有张力的人性，即便是人性中最重要的主体认知感，“间架性设计”者的办法和后世朱熹的想法是一致的——“存天理，灭人欲”地屏蔽和压制。总之，这意味着把人看作没有个性差异，只有一致性的一种集体性的存在，如同今天的”人民”概念也仿若机器人。

黄仁宇在介绍同样是一种间架性设计”的“井田制度”的时候，暗示性地提到了作为"间架性设计”一部分的道德意识形态的形式化功能，他这样写道：“间架性设计是来自标准化的变求，这种方式影响此后三千年的中国政治，它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结构是可以人为地创造出的，同时也导致上层设计的形式是比下层运作的实质更为重要的统治习惯。”(18页)在这间架性的设计之下，“他所有的组织国家的方案着重在(形式和仪式上的——笔者注)至美至善，符合法规。虽说迁就融通之处所在必有，其下级则务必先竭心尽力做到理想上的境界，同时上级也不时向下级施加压力。及至最后真是力不从心只好任其不了了之。中国政治思想家受官僚主义的影响，经常重视形式，超过实质，可算其由来有自了。年久月深，当初技术上的需要，日后就被以为是自然法规之一部。”(17页）

黄仁宇对国家政治统治的“间架性的设计”的发现意味着，在法国启蒙主义之前，先秦的中国道德主义的文化英雄已经在人类历史上，率先进行了“理性主义”的设计，而这个理性设计显然出于政治目的，维稳之中国亦由此诞生。某种意义上，与“间架性设计”互为脐带而诞生的中国政治形态本身，在率先进行的理性主义设计的意义上，也可以视为上帝眼皮底下的——漫长的人类史上的一种国家形态的实验。我不是危言耸听，在向前穿越历史成千上万年，今天所有的国家形态都可以看做是实验性的存在。

了解中国政治中最初的“间架性的设计”有什么意义呢？不能按照近代欧洲国家产生的模式去想象传统中国这样一个公共体。现在看来，汉语文明确实曾经是与西方不同的一种文明选择。而任何“自由选择”都要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