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读书笔记（第66本）：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上）

近来仍然对书籍史感兴趣，国内研究书籍史的思路，有不少是受海外汉学家的启发，将国外的书籍史研究与中国自身的古典文献学相结合，又融入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开辟了很多新的学术话题。周绍明教授长期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和英国剑桥大学，曾参与过《剑桥中国宋代史》的写作。他的这本《书籍的社会史》一直是国内学者引用的重点，值得好好学习。本书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书籍所包含的人类知识是如何生产、传播和消费的？书籍如何催生了塑造我们今天生活的社会机构？书籍如何塑造和反映人们思考的方式？很明显，这些关切当中带有社会史思维，一方面将书籍看作一种社会生产品，一方面又不限于此，还将书籍视作信息载体，理解为一种信息和观点的组织方式。本书重点观察中国11-18世纪的书籍史，基本覆盖北宋至清乾隆时期的情况，地域上则主要限于江南地区。江南地区从宋代开始就成为中国图书生产、流通与收藏的中心，相关史料比较集中，而且单一地区的物价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因此也便于切入经济史视角。

第1章主要关注书籍的生产，感叹中国古人很少记录书籍生产的技术工艺，现存关于中国雕版书籍如何生产的详细记录竟然到1820年才出版，且是在马六甲写成的，作者还是一位苏格兰新教传教士米怜。本章对米怜的记载进行详细介绍，出于传教的现实需求，米怜特别关注印刷术的工作效率问题，这与古代私家刻书一次只刻几十至一两百本的小规模生产截然不同。米怜还比较了雕版和活字印刷的差异，认为前者特别适应中文传统书籍的需求，成本也比后者要低很多，尤其是刻工成本明显更低，因为雕版刻工其实不需要识字，活字工人却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才能完成排版工作。本章还解释了15-16世纪中国书籍出版爆炸式发展的原因，主要在于纸张成本和抄手人工成本的明显降低，伴随着竹纸大量运用以及宋体、仿宋体在书籍出版中的普及。例如，在江南地区刊刻100个字的价格从1250年前后的平均35文降低到1600年前后的平均3.5文。

第2章关注中国书籍史上印本超越抄本的过程。作者统计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发生其收录的五万多种古籍中，手写本比例略多于印刷本。这个比例在中医古籍、戏曲古籍这些更为下沉的专门领域中，只会更高。换句话说，即便是在印刷术已经较为成熟的宋代以后，手写仍然是书籍生产的一种主要方式。直到16世纪中期，印本才在江南地区永久性地取代了写本。其实，直到20世纪晚期，中国的抄本书籍仍然在产生。“无论我们把抄本衰落和消亡的时间定在什么时候，都不妨碍它们成为其他抄本或印本的母本”（第50页），抄本和印本在中国书籍生产中一直是并行不悖的。同样是从16世纪开始，书籍获取难易程度的关键性变化也出现了。在此之前，学着无论贫富都常常慨叹书籍难觅。例如明前期的杨士奇授徒20年，仅得四书五经及唐人诗文数家而已。在15世纪早期，苏轼、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文学大家的著作仍无法在书坊中找到。《文选》这样的经典著作直到16世纪中期，对江南文人来说仍然极为稀缺。从出版维度来看，明代前100年当中，没有印过一个唐以前作家的别集，而唐代也只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陆贽、陆龟蒙的作品被印过。弘治、正德年间，《淮南子》《盐铁论》等重要子学著作开始出版。《仪礼》《春秋繁露》这种少有人问津的经典也在正德年间得到出版。从收藏维度来看，随着书籍出版的增长，明代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多的藏书家和私人藏书。

第3章探讨书籍发行与士人文化。本章先谈到士人的两种主要书籍行为，一是赠予，二是购买。用作礼品的书主要是皇帝赏赐的内府刻本或官刻本，北宋许多藏书都是以御赐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明初延续了这一做法。但是，从15世纪中叶开始，明朝皇家逐渐停止这种做法，即便到16世纪晚期皇家赐书有所恢复，私人藏书家也不在受赐之列。在明代官场，赠书是普遍行为，但从17世纪开始，赠书转变为直接送钱。杨士奇曾表示，他只给朋友赠书写题跋，而不会给作为商品的书写跋语。关于购书，在明代还存在巨大局限，16-17世纪，书店还很稀少，在府城和省城之外几乎找不到书店。直到18世纪，书店才开始在府城、省城之外的地方出现。本章还分析了士人在书籍市场上的多重身份，他们可能是藏书家，也可能是编辑家、出版家。这三种身份的合一，在晚明江南是个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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