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盆地新石器时代衰退伴随人群更替证据
#考古# 公元前3000年–前2600年，欧洲西北部地区出现了巨石集体墓建造停止、墓葬活动减少和部分地区人类活动减弱的现象，这被称为“新石器时代衰退”。 驱动机制主要存在两种解释：农业活动导致的环境过度开发，如土壤退化、森林砍伐降低了土地承载力，以及人畜密切接触增加了病原体出现与传播的风险，但其背后的人口动态仍不明确。
最近，研究者通过对巴黎盆地Bury遗址132例古代基因组分析，结合墓葬考古、放射性碳测年、亲缘关系重建、病原体筛查和花粉资料等跨学科方法，揭示了该遗址前后两期人群存在显著的遗传不连续性，为检验“巨石墓葬中断是否伴随人群变化”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Bury墓地位于巴黎以北约50 km，该墓为半地下矩形结构，共埋葬约316名个体。墓葬使用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约为公元前3,200—3,100年，接近新石器时代衰退前后；第二阶段位于衰退之后，延续至公元前2,470年前后。两阶段之间存在无墓葬活动的间隔。研究者从182枚牙齿样本中提取 DNA，并获得132个可用于进一步分析的古基因组。个体分期依据地层、骨骼位置、墓葬姿态、放射性碳测年和遗传亲缘关系综合判定。第一阶段以伸展葬和较明确的墓室轴向为特征，第二阶段则多见屈肢葬，方向性较弱。
研究显示，Bury两期人群并非简单连续。主成分分析显示，尽管所有Bury个体均落在欧亚大陆西部“新石器时代农民”的多样性范围之内，但第一期个体分布更为分散，多样性更高；第二期个体则分布更集中。基于身份同源片段的聚类和模拟分析，第一阶段个体更接近巴黎盆地及西德部分新石器群体，第二阶段个体与法国南部和伊比利亚相关群体联系更强。模型估计第二阶段人群平均约83.8%的祖源可归入中期新石器伊比利亚相关成分，提示公元前2,900年前后或稍后存在由南向北的祖源扩散，并在巴黎盆地造成人群替换或部分替换。
Bury两期人群的亲缘结构也发生改变。第一阶段72名可判定个体中，有55人与墓中其他个体存在一级或二级亲缘关系，且可重建出跨数代的大型谱系。第二阶段53名个体中，仅21人与墓中其他个体存在近亲关系，谱系规模较小，非近亲个体比例更高。两期之间未检测到明确近亲关系。这说明墓地在两个阶段的使用方式、纳入死者的规则和社会组织结构均发生了变化。
研究者对所有样本进行了病原体筛查。检测到四种潜在致病微生物：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Yersinia enterocolitica，8例）、鼠疫耶尔森菌（Yersinia pestis，4例）、回归热疏螺旋体（Borrelia recurrentis，2例）和人类甲型疱疹病毒1型（Human alphaherpesvirus 1，1例）。其中，鼠疫（Yersinia pestis）在两期墓葬中的分布呈现明显差异：第一期有3例阳性，第二期仅1例阳性，且阳性个体之间无亲缘关系，分属不同家系。系统发育分析显示，覆盖度最高的BUR218样本位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以前的鼠疫谱系附近，与拉脱维亚Riņņukalns个体中检测到的RV2039所代表的早期谱系相近。尽管第一期鼠疫检出率（4%）较低，但考虑到墓葬仅代表该人群的一部分，且大规模鼠疫流行可能导致人群整体消亡或采用其他方式安葬，因此仍不能排除鼠疫在人口衰退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可能。
为评估Bury遗址两期之间的人口断层是否与环境变化相关，研究者分析了巴黎盆地的孢粉数据。结果显示，公元前2900年至2500年期间区域出现了明显的森林再生迹象，这通常与人类活动减少、农业用地和牧场被废弃有关。类似的环境信号在瑞典、丹麦、德国北部及中欧地区均有同步记录。这些孢粉证据与放射性碳年代概率分布反映的人口衰退趋势高度吻合，证实新石器时代晚期曾发生一次大范围的人类活动衰退事件。研究指出，森林再生指征对应聚落废弃与农业收缩，其环境响应模式与查士丁尼瘟疫、黑死病等历史重大疫病流行之后的生态变化具有相似特征。这些环境数据与Bury遗址的人群遗传不连续性共同支持以下观点：疾病流行、人口崩溃与环境演变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了“新石器时代衰落”，并为外来人群的迁入提供了生态与社会空间。
该研究表明，巴黎盆地的新石器时代衰退不仅表现为墓葬活动中断，也伴随可检测的人群不连续、社会组织改变和土地利用压力下降。与随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出现的草原相关祖源替换不同，巴黎盆地在草原相关人群到来之前，已发生由法国南部和伊比利亚相关新石器人群参与的更替过程。

详见：Seersholm, F.V., Ramsøe, A., Cao, J. et al. Population discontinuity in the Paris Basin linked to evidence of the Neolithic decline. Nat Ecol Evol 10, 677–688 (2026). http://t.cn/AXSusf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