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总创业以来，最困难的时刻有三次：

第一次是才开始，发不出工资，过年的时候刘总自己借钱给兄弟们发工资。

第二次是半汤会议 ，团队发生分歧，有的说搞房地产，有的要搞游戏，他坚持搞人工智能。

第三次，就是现在。

畅言2000失败的时候，没有，因为产品和商业模式探索，精进就好。

进入实体清单，被唯一两次极限施压的公司，没有，因为相信自己的技术和实力，还能说，科大讯飞所有技术都是源头创新都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还能喊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不能用英伟达卡，没有，就专心做国产算力，将华为昇腾从不能用打磨成能用，从能用到现在的好用，只有讯飞自己做这个事儿。

然后这次遇到了资本的偏见与傲慢，刘总真的是无能为力了。

为什么这次不一样？

因为前几次的困难，对手是具体的：钱、技术、竞争对手。而资本的偏见，对手是一种情绪、一种叙事、一种短期主义对长期主义的傲慢审判。

你没法跟市场讲道理，没法用代码和数据去纠正一个不信任你的估值体系。当一个以“技术报国”为内核的企业，被资本市场用“风口故事”的逻辑来丈量时，那种错位感带来的孤独和无助，可能比断供更刺骨。他喊得出“会当击水三千里”，却无法对着一根K线讲家国大义。

但换个角度看，这或许正是伟大企业的“第四次炼狱”。

如果说前三次是在锻造技术、产品和团队的硬度，那么这一次，考验的是战略定力的纯度：在资本用脚投票，甚至用傲慢嘲讽的时候，是否还敢坚持做那些“难而正确，但短期不性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