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上海高院一个遗嘱案件。其实案情很简单，但是这个案件能反应家事案件的法官一些普遍的心态。被继承人陆某为上海八旬独居老人，生前长期由居住在北京的外甥女王女士照料，王女士多年通过远程方式为老人采购物资、联系就医，逢年过节接老人赴北京共同生活，承担了主要的扶养与精神慰藉义务。
陆某的亲生女儿朱女士，于上世纪 80 年代随母亲迁居香港，2000 年最后一次探望父亲后，因地址信笺丢失与父亲失联近二十年，期间未对老人尽赡养义务。

2023 年初，陆某在病榻前订立自书遗嘱，内容为：“在我去世后，我的房地及一切财产都由王女士和她丈夫处理”，立遗嘱过程留有视频记录。
老人去世后，王女士料理后事，并通过司法调解程序取得了案涉房屋的所有权。

2024 年 4 月，失联近二十年的朱女士得知父亲去世消息后，以原审调解遗漏法定继承人为由申请再审。法院经审查依法撤销原审调解，案件进入再审审理程序。

本案最核心的法律问题是遗嘱中 “我的房地及一切财产都由王女士和她丈夫处理” 里的 “处理” 二字，应当如何定性？
女儿认为，“处理” 仅指委托王女士夫妇承担遗产保管、债权债务清理、后事办理等事务性职责，不构成财产赠与，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
王女士则认为，“处理” 是老人对财产的终局处分，实质是将全部财产遗赠给自己，自己有权取得遗产所有权。

法官的观点是，先看方言以及语境，陆某为上海本地人，沪语语境中 “处理” 本身带有随意处置、全权支配的含义；结合立遗嘱视频中老人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的口述表述，可印证其本意是赋予王女士夫妇完整的财产处分权。
还有就是事实上的人之常情，朱女士近二十年未与老人联系、未尽赡养义务，王女士长期承担老人的生活照料与精神陪伴，老人将身后财产交由王女士处置，符合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与日常生活逻辑。
最后从遗嘱目的解释，老人在病榻前订立自书遗嘱，核心目的是对身后财产作出终局性安排，而非仅委托办理事务性工作。
综上，法院认为，遗嘱中的 “处理” 包含赠与、全权处分的含义。

不过，这始终是家事案件，法官还是组织了调解，因为法律冰冷，但是这里是活生生的人以及纪念。法官既肯定王女士多年扶养老人的付出与遗嘱的真实意愿，也体谅朱女士失联多年、未能尽孝的遗憾与亲情诉求。调解的结果是，案涉房屋归王女士所有；王女士向朱女士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款；双方配合完成房屋过户手续。
协议之外，王女士同意将老人安葬地点告知朱女士，并交还老人留存的父女通信信笺作为纪念；朱女士也对王女士多年照料父亲的付出表示感谢，双方关系得到缓和。

这个案子给我们的启示是，遗嘱表述务必明确规范。以及如果遗嘱表述有模糊，法官会结合被继承人的语言习惯、立遗嘱场景、家庭扶养情况、整体遗嘱目的综合判断，探寻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还有法官一定会考虑赡养情况。如果我们自己办家事案件，要跟当事人说清楚，家事案件法官相对其他类型的案件法官更希望调解的倾向，因为这要考虑亲情人伦，所以提前问好调解方案，不要给法官对抗的姿态。
最后就是，我每次在法条之下，模糊不清的案件，以及给当事人庭审辅导时，都会告诉他们，你要了解法官的心态，他不是只是坐那的机关象征，他也就是一个正常人，你代入一个正常人视角思考，他会考虑怎么样的事实，他会怎么想，如何说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