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的《晚唐》是所有自著作品中最厚的一本，其中专章论述的诗人有杜牧、李贺、李商隐和温庭筠，对李商隐又分了四章来论述（引子、朦胧诗、咏史诗、咏物诗），因为李商隐的诗太难解，所以书里的“解诗”占了不少的篇幅，逐句注释典故，可注释出典故又能怎样?典故拼在一起依然无法凑出诗句的真意。宇文所安指出了历代注疏家的分歧之大，在一首诗的最后，宇文所安幽默地指出注疏家的勉强：从注疏家们对最后几节的解释，可以看得出越来越宽泛和勉强。他们显然觉得前面已经抓住故事，现在只能含糊地以诗人的悲伤来解释诗篇的其余部分。

宇文所安指出李商隐诗和温庭筠诗的不同，温庭筠的诗意象是一致的，李商隐的诗“理解意义的边缘被外移，只留给我们一系列关系复杂的意象，缺乏明显的一致性”，所以通篇都是典故，注疏家也都能找出典故的出处，但这些典故之间的联系迷奥难解，没有一丝现实的缝隙透出（有现实的指涉，注疏家的争论就在于典故如何加强了现实的意义，比如杜甫的诗，通常都有很明确的现实指涉，有时诗句很浅白易懂，有些注疏家也要拉出个典故，并指出其间必有对应）：我们将这一章题为“朦胧诗”，这是一个经过慎重考虑的术语。此种诗歌许诺披露神秘符号的隐秘含意，却又蓄意挫败解读者。我们必须至少考虑一种可能性，即李商隐是在从事诗歌活动，而不是将意思编码。他建立起困难而可以理解的情境，涉及男子和女子之间的激情形态或夫妻关系。这种可以相对容易地解读的编码语言可以在温庭筠的词及众多乐府中见到。然而，在李商隐的朦胧诗中，这些情境缺乏通常意义上的连贯。在诗篇中的某个点，理解意义的边沿被外移，只留给我们一系列关系复杂的意象，缺乏明显的一致性。换言之，在诗篇的过程中，诗人戏弄了阐释习惯，将读者引到理解的边沿，然后将他或她推过线。诗篇表演了迷惑的过程，诗人往往告诉我们这是感情和记忆的“模糊”或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