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旧文。
因孩子小时候去过上天竺，就顺便讲了这篇。

杭州上天竺法喜讲寺观音大士像考据

前几年在杭州时，上天竺法喜讲寺，去过很多次。

因为合伙人是方丈的弟子，时不时就去一次，有时来朋友了带去走走，听定远大和尚讲讲慈悲喜舍；有时纯粹就是去吃个素斋，饭后和方丈去后山散个步。某日亦在院中住过一晚，未曾有梦。

上天竺的知名度自不必讲。后晋天福初(936年)，僧人道翊在白云峰下结芦修行，称“大名山房”。他在山中见有奇木发光，遂请名匠刻成观音像。据志书称：时吴越王钱弘叔梦见白衣人求其修建住所，于是在上天竺开路筑基，建“观音看经院”，于后晋天福四年(939年)五月建成，这是上天竺最早的寺皖。后来历代为观世音道场，苏轼在杭州时，多次去求雨。历代帝王更是常去祈福，到了清，康熙乾隆每下江南必去，具体数字：康熙五次，乾隆四次。

有次和方丈散步，在后山工地上捡了一圆形土片，搓掉泥，一枚铜钱，顺治的“东一厘”，我猜大概康熙的随从掉的。现在，我带在身上，连着一枚核雕关公像。
因为常去，对上天竺的历史有些了解，尤其关心的是观音大士像，也就是道翊请名匠所刻之像。怎么回事呢？

大概是这样的：
金兵建炎四年(1130年)入侵杭城，金兀术，就是岳飞传里那个和岳飞天天打仗的，即完颜宗弼，去了上天竺。“谒上天竺，礼观音大士像及大藏经，异之”。动心了，遂将观音像及大藏经载於轿车内运往北方，寺僧智完率弟子跟随至燕京西南五里的玉河乡建寺供奉。也就是到了现在的北京。

那好，先说现在上天竺供奉的观音大士像，又是怎么回事呢？
《咸淳临安志》（注：卷八十）载：上天竺灵感观音寺，靖康初，属有金难，僧道元秘大士像于井，兵退，瓦砾中忽铿然有声，始知井所在，得像，归之院。

当然，也有人坚信当时大士像已被运到北方。
那几年，我想过到北京的时候，找找这个地方，最好观音大士给我梦里明示一下，如果真在北方，是不是可以护送回杭州呢？但是一直没有梦到。

今日与人提及此事，遂再查资料。

宋人有记载。
上天竺大士古像之来历，最早见于宋人祝穆撰《方舆胜览》，卷一载：“天竺观音像，石晋天福间，僧道翊一夕见山间光明，往视之，得奇木，乃命匠者孔仁谦刻观音像。会僧勳从洛阳持古佛舍利来，纳之顶间，妙像具足。”祝穆的曾祖祝确为朱熹的外祖父，父亲康国是朱熹表弟。

明人有文件。

明崇祯八年雕版的《帝京景物畧》卷三记载：……(略)至宋建炎四年，兀术入临安，高宗逊于海。兀术闻知像缘，遂与玉帛图籍，尽航而北，僧智完率徒以从。至燕，舍都城西南五里之玉河乡，建寺奉之……至今游杭天竺者，僧仍指大士，曰晋像，不知徙此已四百八十二年矣。

这里，点出地名：都城西南玉河乡。梁王，就是金兀术。文中明确说出，像至北久矣。
明正德程敏政“重建观音寺记”，在文献中首度揭示了玉河乡池水村观音寺与杭上天竺寺的渊源。他的《篁墩文集》卷十六“重建观音寺记”载：都城西南五里许，曰玉河乡池水村，中有古刹曰观音寺......予因访其废兴之故，盖近得石刻于土中。谓金天会七年，梁王统军至杭，谒上天竺，礼观音大士像及大藏经，异之，因徙而北。有比丘智完率其徒以从，殆斯寺之所由始也。

清人有质疑。

乾隆三十九年编纂《日下旧闻考》时，乾隆帝对程敏政《重建观音寺记》曾提出了质疑，并《御制程敏政重修观音寺记订讹文》。大意就是朱彝尊说玉河乡之观音寺所供奉观音大士像，谓自杭州天竺寺移来，而引程敏政记以实之。乾隆认为是疑案也，不可以不辨。然后发了一段议论，很有水平：
“夫大士为佛妙观察智，竖三际，横十方，无时无处不在，不系乎像也。故佛云以色见声求皆属邪道。法身化身不可见，报身则可见。像者，报身之偶托者耳。既云偶托，则假中之真亦不可不求其非中之是。既求其非中之是，则吾以为仍在天竺者是，而玉河乡者非也。何也？天竺尝四至矣，大士相好，宛存于心……”

像者，偶也，至理。

但是否因为有女真族延续的血缘，找了个说辞呢？
文中也提及他去了四次上天竺，亲眼所见大士像云云。据说，他曾命人将玉河乡的观音像抬来亲自查验，也是个较真的人。

现在的资料。

《北京寺庙历史资料》（档号J181-15-119）载：观音寺，坐落西郊二分署蔡公庄六号，建于明成化二十二年，清乾隆二十三年私资重建。本庙面积共庙地基十七亩，土房四间。

北京张有信先生曾连续8次去玉河乡池水村，挨家挨户寻访七八十岁的老人。经他考证建于金代的观音寺应位于现在中央电视台办公楼位置，就是现在的蔡公庄那一片，也就是我们张书记家马路对面。

有一点小问题就是，按照金的都城，目前这个位置是西北，而非西南。当然，因为是明人记载，按明都城方位，西南五里许，对上了，地名也不差。

关键是，大士像呢？
当然，也可以说，观世音，遍及虚空，何处不是法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