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止一次说过，有位学英美文学的朋友告诉我，考试时遇到那种题目：给你一首诗，让你判断作者是谁，再据此写些什么。只要这首诗她读不懂，就只管写作者是“Emily Dickinson”，保准没错。
但在翻译艾米莉的时候，我始终有种“执念”，总觉得诗人有权把诗写得难懂，那是诗人的事，甚至是诗人的天才之所在，对语言以及意像的陌生化，仿佛为人类的精神凿开另一只眼睛。
但译者不同，译者有义务尽力去感受和揣摩“她到底想要传达给我们什么”，并尽力将之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从而使更多的读者懂得她，喜爱她。也正是因此，我总是说：你永远无法真正翻译一首诗，只能换一种语言把它再写一遍。同时，即使如此，荣光（倘若有的话）仍属于原作者，因为是原作者给予译者灵感，将这首诗“重写”了出来。
还是那位学英美文学的朋友，她有一次对我说，有些艾米莉的诗，她原本并没有看懂，看了我的译文之后，再去看原文，似乎觉得自己“懂了”。说者可能只是无心，但我听了却很是高兴。
然而，渐渐地，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对“懂得”的执念好像没有那么强烈了，有时也允许自己译得不那么好懂了。
当然，我不会厚着脸皮说这是自己译着译着进步了云云。我只能说，如果一位诗人留下了一千三百多首诗，如果你已经译了六百多首，还准备把余下的译完，那么这个过程必然漫长，这个过程中的你，会跟着走到哪一步，译笔自身如何生长，只怕——不，应该说肯定——也是不可控的，你只能跟随，也只能这样一首又一首地继续译下去。
就像我前面也说过很多次，我个人其实是反对用过于中式的译法去译外文的，尤其是诗。但同样不知为何，译着译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越来越多了。
我想，这或许是因为，写诗的灵魂总是相通，在我们凡人或许不可及的另一重语言环境里，总会有隔着时空彼此心照的情形出现，当你偶尔偶尔，借助前辈诗人的灵光加持，捕捉到这种微妙又完美贴合的情形，除了改变自己的执念，老老实实用古代汉语中现成的词句，似乎也没有更好的法子。
总之，就是这样。只是我自己的一点突如其来的碎碎念，以及，一切荣光（如果有的话），归于艾米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