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悲的是，人类的捕捞行为会导致鱼类文化的丧失。2014年，一些 渔业生物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类掠夺式的渔猎活动 以及我们对较大个体的偏好，导致鱼类迁移路线信息的传递受到了干 扰。研究人员建立的数学模型基于三个影响因素：鱼类之间的社会关系 紧密程度，获知信息的个体比例（只有大鱼知道迁移路径和目的地）， 这些获知信息的个体对某些目的地的偏好。他们发现，鱼群凝聚力及个 体偏好是避免协调障碍和群体解散的最重要因素。 这种文化破坏很可能是不可逆的。文化并没有写入基因，一旦丧 失，重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只是恢复鱼类的种群数量是不够的。”研 究团队中的生物物理学家詹卡洛·德卢卡说，“它们基本上已经丧失了群 体记忆。”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破坏行为停止后，很多动物种群还是 无法恢复。人类停止大规模捕鲸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北大西洋露脊 鲸、西北太平洋灰鲸和很多蓝鲸的种群数量都没有显示出增长的迹象。 鱼类种群数量太少时，商业捕捞难以维系，也是同样的道理。虽然人类 将渔猎目标转向了其他物种，但鳕鱼、大西洋胸棘鲷（它以前的名 字“黏头鱼”让人很难提起食欲）、小鳞犬牙南极鱼（也叫智利海鲈鱼） 等存在代际文化信息积累现象的鱼类数量也并没有恢复。 尽管我们在海洋中进行了掠夺式的捕捞活动，但作为有文化属性的 动物，人类倾向于看到自己众多社会活动中积极的一面。今天，大部分 专横暴君和封建领主都被民主取而代之，民主政治选举出的领导者会更 多考虑选民的需求。相比于过去，解决地区冲突更需要多国的共同努 力。在鱼类社会中，美德、民主与和平同样占有一席之地，接下来我们 就会讨论这一话题。

Jonathan·B ---《What A Fish Kno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