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个已经是没有疑问的事实。对于美国而言，在经历了不可逆转的制造业的衰退以及周期性的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人工智能成为其重新恢复自己国际地位的重要的手段。

自从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之后，一个基本的格局就是，美国凭借其金融业、服务业以及科技水平和历史的积累依旧保持全球领先国家的地位，而中国凭借其快速增长已经占据领先地位的制造业成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唯一有力的挑战者。如果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完美的乌托邦中，美国的科技解决了0-10的突破难题，中国的制造解决了10-10000的普及难题，中国的制造业与美国的消费市场需求完美契合，两国全面合作可以创造巨大的发展空间，是一种典型的双赢模式。

但是人类历史上很少有真正的双赢，因为在经济与科技之上，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政治。而政治领域，有输赢，有强弱，有主导者与依附者，有同盟与对抗的阵营，就是见不到什么真正的双赢。

因为财富可以共同增加，知识可以一起共享，只有权力，是独一的排他的。

现代工业社会之中，制造业是一切根基，即便是农业与服务业，也需要稳定与强大的制造业作为基础，作为全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具备独特的发展潜力与优势，对于美国而言，高企的人力成本、各种现实的社会问题以及长期制造业衰退后熟练工人的断层，让其在制造业上重新振兴几乎不可想象。

但是人工智能的大规模普及成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深的进入知识创造以及产品制造的领域，其强大的能力开始创造出新的技术鸿沟，一个掌握强大人工智能能力的国家，完全有机会在知识领域与制造领域甩开其他竞争对手。

对于美国而言，其翻盘的机会就在于确保自己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而这一点正好有利于发挥美国的天然优势，极具创造力的先进科技体系，非常发达的金融工具，以及残存的不多的制造业依旧还控制的芯片设计制造之类的高地。

当美国掌握了全世界超过一半的人工智能的算力，并且随着人工智能开始直接介入大模型开发、芯片设计以及制造的各个环节后，这种优势有进一步固化的趋势，更加不要提投入其中的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海量资金。

在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份《来自人工智能的革命》的报告中，对此的期待暴露无遗，也就是投资驱动能力，能力驱动应用，应用驱动增长。

让这个领域与传统领域不同的是，传统领域存在明显的边际效应递减特征，在攻克了最初的技术难关后，进一步的落地扩张所需的单位成本会大幅下降，这正好进入中国的舒适区。但是人工智能的Scaling Law决定了更多的资金与更强的技术能够带来指数级提升的性能与指数级下降的成本，而”杰文斯悖论“又决定了即便成本指数级下降，但是由于其带来指数级上升的需求，导致总的巨额投资依旧有机会得到巨大回报。

在这个新的竞争领域之中，一种新的格局正在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