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研究包拯越有意思，他从边防地区转运使就和仁宗深度联系了，从转运使（一省财政大权）到三司使（全国财政大权）和枢密副史（军政大权）期间和仁宗一同革新创建了一系列的政策，是一套完整的“财政体系”和“官僚体系制衡规则”。这套体系大部分一直沿用到两宋明清，只是结合时代环境微调细则。包拯的边贸政策和边防后勤体系，其产生的贸易逆差和资源储备，是后期宋朝对辽国拥有战略优势的关键因素之一。有意思的点就在这里，后来的文人和史学家谈起宋朝改革，就是范仲淹和王安石，因为声势浩大。而包拯的一系列改革，就因为包拯有一整套完善的治理方法，和仁宗配合默契，力度大（改革触及顶层和地方利益集团）但波澜小，所以虽然相当于开了后来几百年的政策体系，但依然没有什么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