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盛极一时，不是香港自己的爆发，而是特定历史节点上，人才与时机交汇的结果。

金庸、黄霑、倪匡等这批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文化根脉在大陆，但他们的表达空间在香港。 他们带着大陆的原力过来，在香港这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长出了别处不可能长出来的东西。

而大陆相对封闭+ 香港作为窗口的作用，制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黄金期。

比如，贸易和金融。大陆当时是封闭的，但需求却饥渴。香港作为唯一的窗口，垄断了信息、资本、商品的双向流动。那几十年，香港虽然还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却已经成为了中国面向世界的那扇门。

文化方面，那些年大陆的文化供给几乎为零——没有金庸、没有Beyond，没有流行音乐、没有商业电影。香港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白。几亿人听的歌、看的剧、读的小说，都是香港产的。这不是香港市场决定的，是大陆的空缺决定的。

可以说，是大陆的“饥饿”，养肥了香港的文化工业。

现在大陆不需要通过香港看世界了。香港的文化产品不再有稀缺性，它变成了众多选项中的一个——而它本身的体量又不足以跟整个大陆的文化工业竞争。

更重要的是，那批大陆过去的文化精英已经断代了。 新一代的香港创作者，他们没有大陆的文化根脉，没有那种穿行于两个世界之间的精神张力。

所以，不是香港文化变差了，而是它回到了它本来的位置——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城市，能产生的文化影响力本来就有限。

我写这些，只是感慨一个时代的自然收束。那个时代里，有一批人带着大陆的积淀，在香港的缝隙里长出了不可能长出的东西；而那个缝隙现在已经合上了，那批人也一个个走了。

剩下的，只是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