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小米和野猪的景观：中国北方早期栽培作物的环境背景
#考古# 尽管植物考古学研究已从几个前仰韶时代（距今约7000年以前）遗址记录了一些最早的小米栽培事件，但狩猎和采集仍然是当地食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的重点一直是中国北方哪个前仰韶时代文化真正驯化了小米。研究者重新思考了前仰韶时期中国北方早期小米文化的环境背景，主张应从景观角度看待驯化，并采用一种更 rhizomatic而非 arborescent的文化模式。
最近对栽培和野生二粒小麦以及大麦种群的大规模基因组分析表明，这两种作物的驯化都带有多中心马赛克的特征，而玉米的古基因组则表明其驯化在时间和地理上都是延展开的，水稻驯化的功能遗传学也表明需要考虑多个基因的逐渐积累和相互作用，这使得生物驯化过程既非直截了当，也非立即具有革命性。作者论证，中国北方的小米-家猪农业也是如此：黄土高原上的几个区域文化（每个覆盖数万平方公里）都参与了早期小米的栽培以及导致驯化的选择压力，这些不同的文化分布在广阔的黄土高原区域，面积超过五十万平方公里。
前仰韶的文化可以被视为处于其他地区所认定的前驯化阶段，没有可以被视为完全驯化的小米类作物，但确实存在正在驯化中、进行常规种植的小米。相比之下，仰韶（7000-5000 BP）和同时期的大汶口的考古数据广泛而丰富，明确表明农业经济通常以粟为主导，黍次之。在仰韶早中期，籽粒尺寸持续向更大形态演化（图4），这表明演化过程在7000 BP前的驯化过程中就已开始，但持续改善籽粒重量和作物产量，直到约5000 BP时黍达到最大化点。粟的数据也显示出类似的模式。
猪驯化的形态证据主要包括猪体型缩小，表现为牙齿测量值的平均值下降（例如第三磨牙）。在区域基础上评估时间序列表明（图5），中国东北地区猪的平均体型仅在青铜时代有所减小，黄河流域猪体型的更明显减小出现在仰韶时代早期，而长江下游的证据则较为模糊。到仰韶时期猪已被驯化，在许多遗址中，它们在肉类消费中占20%-30%。遗传和同位素证据表明，新石器时代北方的养猪模式是专注于在聚落内养猪，而不是让它们进入林地。不过前仰韶时期的野猪或早期猪更有可能在聚落周围自由放养，宰杀年龄表明早期猪的管理也是狩猎与饲养之间“混合经济”的一部分。
土壤、小米、野猪以及区域气候变化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多种早期耕作传统的基础。全新世气候影响了植被变化，包括野生小米与其他可储存植物（如木本坚果）的可得性。早期的小米栽培者位于较为稀疏的林地和草原之间的交错区，其利用了适合野生小米生长的局部微环境，并获取野猪；随着野猪被带入新形成的定居聚落，它们被驯化。多样化的局部水文和土壤条件塑造了不同的区域发展轨迹和通往小米驯化的多条路径。对中国农业起源的探索需要采用多中心的地理观以及"延续与纠缠"的范式，而非追寻单一起源。本文所回顾的前仰韶时代诸文化似乎处于景观管理不断加强、小米类作物在驯化前被栽培，以及猪的管理实践各异的阶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每种文化轨迹都最终导致了小米的驯化和完全的农业经济；预期存在各种中间型经济，其中一些可能在农业起源的道路上是死胡同。
详见：Zhuang Y, Fuller D Q. Landscape of Loess, Millets, and Boar: The Environmental Contexts of Early Cultivars in Northern China[J]. Current Anthropology, 2024, 65(S26): S3-S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