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与一位较为通透中国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北方前辈酣畅淋漓地对话了一回，用时约一小时。他充分肯定了我的革新态度、思路和方法，但对前景略微有点悲观，我给出的回答则是：包括我们独立经济学家在内的所有革新型知识劳动者的前途好坏，取决于自身能带给时代社会的价值大小——我们对时代社会越有用就会越靠近幸福成功，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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