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马勒出生时，奥德音乐界正处于极端对立的状态，一方是崇尚瓦格纳和李斯特的“进步派”，另一方是以勃拉姆斯为父的“古典主义者”或“古典–浪漫主义者”。与此同时，民族主义音乐在中欧的边缘地区兴起：在波希米亚，在匈牙利，在斯堪的纳维亚，尤其是在俄罗斯。

1868年，当马勒八岁的时候，挪威人爱德华·格里格完成了他如今闻名世界的《钢琴协奏曲》的第一版，其中虽然明显受到李斯特的一些风格元素影响，但更多的要归功于挪威独特的本土民间音乐。

到1910年，这首钢琴协奏曲成了音乐会曲目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以至于早在一年前它就获得了有史以来第一首被录制成唱片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的殊荣。但是，这首协奏曲的成功不仅仅是证明了德语世界之外的国家也可以创作出值得聆听的音乐（尽管勋伯格可能一直在否认这一点）。

1945年，当匈牙利指挥家安塔尔·多拉蒂在民族主义-现代主义者贝拉·巴托克家的起居室里看到格里格这首协奏曲的乐谱时表现出了不屑的嘲笑。巴托克有点不悦，他对多拉蒂说，格里格非常重要，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他问仍然心存疑惑的多拉蒂，难道没有意识到格里格是第一个抛弃“德国枷锁”，并从自己民族的音乐中寻找到灵感的作曲家吗？

早在1911年，也就是马勒去世的那一年，巴托克为钢琴独奏创作了他开创性的《粗野的快板》，这是他借鉴自己在东欧和巴尔干半岛收集的民间音乐创作的首批作品之一。

对巴托克来说，马勒代表了他努力想摆脱的“德国枷锁”。

但如果巴托克能早点听到马勒的《第十交响曲》，他会怎么想呢？如果能观察到他对这首交响曲中第一个谐谑曲乐章的反应，那将是一件令人着迷的事。

他甚至会将马勒视为重要的先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