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宇文所安讲述开元时期的“京城诗人”群体，很准确地讲述了当时的京城诗人们与其注重自己作品的个性与创新，还是更注重一致的诗歌特性和惯例表演，这样诗歌才能成为交际和应酬的工具。前朝的陶潜、南朝文人、初唐的宫廷诗，也带来了诗歌体例和内容的标准化，完全可以沿袭着一些套路写出作为工具的诗，从这个角度，才能看出杜甫的创新是多么伟大，杜甫的文学史感觉和诗人自觉是多么强烈。

摘抄：开元时期的读者和批评家既赞赏天才们的独创性，也赞赏他们的惯例表演。但后代的读者只赞赏独创性，只赞赏从诗人作品中感觉到的一致的诗歌特性。结果无论诗人们的当代声名如何，有个性声音的诗人一般要比共同风格的大师更能流传后世。与宫廷诗一样，京城诗坛一种社交现象，通过实践和诗歌交换而掌握。后代的诗人们虽然也顺应当代的诗歌潮流，但他们还将自己的作品置于整个诗歌传统的背景之下。诗歌传统限定了他们所用的材料，那是一张各种情调、风格、主题的巨大词汇表，每一种都有其密切的文学史联系。一种意象能够引出杜甫;另一种措词特色能够使人想到白居易。

对于开元京城诗人来说，朋友们的作品比文学史上的任何个人体验更为充分地限定了诗歌;讲述共同诗歌语言的需要远远超过了任何个人创新或“复古”的愿望。陶潜虽然得到了高度的赞美，但他并未像杜甫对于后代诗人那样，成为绝顶的天才人物。就像在宫廷诗中，这里存在着一组主题、对偶、文体手法及结构模式，能够帮助有能力的实践者写出流利动人的诗篇。我们发现这种陈熟的流利贯穿于有唐一代，但从八世纪后期开始，陈旧风格的各种成分被划分为文学史的各类“陈套”，每一类都与特定时期或特定诗人密切联系。通过这种方式，传统诗歌的成语无可避免地逐渐渗透于诗歌语言的各个方面。虽然开元时期已拥有范围宽广的题材“陈套”，但其中只有两种重要的时代陈套一“古风”和宫廷诗的陈套一一及一种和特定诗人陶潜相关的陈套。较次要京城诗人的共同风格，表明他们在缺乏个性的同时，也缺乏文学史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