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粽子的时候看到猫又在利口喋喋，哦这次中箭的是小白[笑cry]
沈存中谓：乐天诗不必皆好，然识趣可尚。章子厚谓不然，乐天识趣最浅狭，谓诗中言甘露事处，几如幸灾。虽私仇可快，然朝廷當此不幸，臣子不当形之歌咏也，如当公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
《诗人玉屑》卷十六《甘露诗》
[允悲]该说不说的…他臧否人物不考虑“人情之难且不可忍”（表达冲动）不是第一次了。不过既然白本人根本看不到，我猜猫真正想说的是后半段：“然朝廷當此不幸，臣子不当形之歌咏也。”至于一代文宗识趣如何，是否出于私仇，熙宁新人并无一言论定的可能，谁要在意他的看法？（子瞻：我在意啊！我讲人家那不是幸人之祸！猫：那你并不反对他不该将那种严重时刻形之歌咏对吗？
以上，我没有判断沈苏章谁对谁错的想法，也不希望想法不同就立刻上价值诛心，那样文学才是真完了。我在意的是猫这个逻辑强悍（论免役法）的人，意外地也很重视修辞，就是说，并不抱着现实中逻辑（事实）一定能压制修辞（表述）的想法，更倾向于严格区分 逻辑/经验/情感/修辞 四种不同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同时注意避免受到修辞对认识的影响。
大概因为变法工作那个千头万绪的庞大规模，要求参与者必须放弃八面玲珑的想法，努力学习掌握概念思维能力，学会对生活中陌生、巨量、充满无序细节的信息进行有损、不可逆、但极具生存效用的提炼压缩，以便能够抓大放小，以有限的神经资源和有限的时间，去应对一个无限复杂的世界。所以后期安石和猫会倾向于更加直接和概念性的表达，不追求信息交流的情感还原度，而追求预测力与行动效率。
“把诗人赶出理想国”或许讲得过分了，但柏拉图的忧心搞理论的都懂，倒并不独以政治为然。[允悲]虽然安石和猫怕语言游戏怕到累心是肯定的，但修辞工作也还是得经营啊…譬如虫臂鼠肝，亦足以将思想推入精微。所以这就不是文史工作搞不搞的问题，是必须同经义并行，同时讲究怎么引导和开拓的设计问题。（srds…以当时思维发展水平，大概很难找到精研心理学，兼顾认识论和逻辑学，具备足够前瞻视野来完成这项工作的人才吧…
但话说回来，逻辑和修辞的关系，可能远比政治（群体/关系性）和人情（个性）的关系要复杂。瑞·蒙克讲过一个例子：罗素认为修辞的目的是引起某种感情和（或）心像，“若一个语词以预想的方式对一般的听者施加了作用，它就被正确使用了。”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如果我要吃一个苹果，有人在我肚子上打了一拳，使我的食欲消失了，那么我原本想要的就是这一拳？” 意谓接收客体对语言的最终理解，要受到语境和传播过程多方面的影响，“如果意义由效果定义，那么任何能消除原有意向的行为都可以被误认为是原初的目标。”——那岂不是谁都可以按一己偏好定义小白对甘露之变的评价？进一步定义甘露之变的意义本身？这是他本人愿意看到的吗？
所以我猜猫说这话的深层心理大概是：“导致某种理解”的表达效果，不一定是当初的修辞作品所要表达的“意义”，更不一定是语言源头的事实的意义。而作为朝臣，有资格解释这个事件的人，当然要试图更精确、更中立地表达，以推究那些历史细节处隐藏的矛盾的真正走向，尽量避免审美引发的争议，做到用清晰取代混乱。注意他对面坐的是沈存中，热爱分析科学的沈括，恐怕没有谁比他对“清晰”结果的追求更热切，所以猫这番话还可以视为一种建议：关于语言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直指修辞那么它更关乎心理学问题，直指事实那么它更倾向认识论问题，而分析某作品作为独属某表达主体的事实，要能够成为另一个（可能客观，如历史；也可能是另一种主观）事实的符号，它与后者应当具有什么关系——这就是逻辑学的问题。因而，不信任语法，是您分析科学事实的第一个必备条件。
就是说，至少在熙丰时期，子厚在工作中倾向的可能是以厘清概念和关系的思辨，来促进效率的提升，而不是首先考虑服务于人际和教化——其实我想混淆一些概念对他来说应该是更有用/有利的，但他显然更喜欢清晰。所以这本就不是对乐天诗艺的评价问题，他们三人考虑的完全是不同用途下的语言的结构和理解问题。而语言的用途差异如此轻易地被引申误读为思想和道德的争议高下，甚至有点娱乐至死的味道，这都不完全是时代局限性下的悲剧了[允悲]
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在儒学本体论（天人）还占据统治地位的形势下，不但意识到人的观念可能是一种建立于彼此关系（如缘起性空）上的认识问题，甚至可能是被语言所拨弄和决定的存在，难道他这也算一种文化认知上的激进吗？但他要是真的习惯了这么明确地追求清晰，可就未免生不逢时了[柯基] 想想维特根斯坦跟人绝交过多少次了？罗素、摩尔和马尔康姆恐怕不会完全没脾气，但还是拽着他哄着他去搞定学位，去搞好心情，推着他去认真完成他天才的冲动——那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是为了我们所爱的、共同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