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的女主》一文中，杨联陞认为，东汉时期，皇太后的角色已经制度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母亲在父权制中的重要性…曼素恩强化了这一概念，指出‘在中国的父权制中，母权身份和守寡迫使女性走向权力政治的前台’。在唐代社会和文化中，母亲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到高宗生命的最后十年，武曌具备了女性行使权力所需的全部特质：年龄、经验和社会地位。

除了上述观察，安乐哲（Roger Ames）和郝大维（David Hall）指出，西方的性别歧视往往是二元的，性别结构反映了‘制度化的男性主导地位’，而传统中国的性别歧视是‘相辅相成’的—阴阳、天地、内外等相互依存、补充，这提供了一种话语空间，让女性拥有更多机会。在武曌作为太后和皇帝期间，她和她的修辞家充分利用这一空间，汲取了这些崇高祖先的集体母性力量，并将其注入她的个人及政治形象，将她塑造成圣母、王朝之母，以及汉人和其他各族臣民的政治母亲。”

—【美】罗汉《天女、女神与王朝之母：皇帝武曌的权力来源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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