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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峰闲话·21》 不好意思
作者 大川坝老奂

那几天我去市政府找市长拨一笔已经说好的款子，款子不大，用途却紧要。我去市长办公室找人四次无果，要么不在，要么我进不了市政府大门。给市长打电话，无论是办公室座机或手机，均无人接听。

有人说，要见市长，须通过市长秘书通融方可，最好提前预约。

为了不白跑腿，我就给市长秘书打电话。每次打电话都能接通，秘书每次都很客气，但每次都说市长不在，要么是“不好意思，市长正开会”，要么是“不好意思，市长出差在外”，要么是“不好意思，市长接待来访客人”等等。反正是市长不在，做秘书的很不好意思。

我这样给秘书打电话近一个月，秘书不好意思了一个月，当然也没有约见到市长。

我一位同学是一家小公司老板，给一家房地产企业干活四年，房地产企业拖欠他的材料款二百多万元。这家房地产企业是上市公司，规模很大，在本市有十多处房地产小区，实力雄厚。

同学找这家房地产企业老总讨要欠款，就是见不到企业老总。给老总打电话不接，只能通过秘书转接待见。秘书小姐接听同学的电话很热情，也很利落，她几乎背诵着这种客人约见老总的礼貌辞藻，这类辞藻她每天要背诵数十遍上百遍，几乎不经过她的大脑思考。

同学打电话给秘书小姐，她接听说不好意思，老总不在办公室，去一个大饭店开会去了。去哪家大饭店开会？不好意思，不知道。那老总还回办公室吗？不好意思，不清楚。那能不能打听一下老总开会休息的地方？不好意思，不让打听。同学的笃定瞬间裂开一道缝：“可我们约好了的，老总应该在的。”“是的，我知道。真是不好意思，”她的语调波澜不惊，甚至带着一种安抚的意味，“事出突然，可能还没来得及通知到您。您看，要不您留个联系方式，或者改天再约？”

“不好意思”这四个字从她完美的唇形间吐出来，流利顺滑，直击同学耳膜，他所有的话头，预备好的说辞，乃至心头升起的那点质疑与恼火，都悄无声息地滑开了，无处着力。你无法指责什么，秘书小姐态度良好；你无法质疑什么，她的理由很充分；你甚至无法进一步要求，因为她已将沟通的路径，用这句不好意思悄然合拢。

同学站在那里，感到一阵失语，他和公司老总仿佛被这句咒语般的“不好意思”彻底隔绝了。他不是被某个具体的人拒绝，而是被一整套无懈可击的、彬彬有礼的程序温柔地推了出来。同学每听到秘书小姐的不好意思，就绝望了。听得多了，同学也不好意思起来，再不好意思打电话了。

现实当中，类似的场景像不断复现的梦魇，在不同的场合里，以大同小异的脚本上演。去寻某位领导，厚重的实木门外，秘书的座位像一道关卡。同样得体的笑容，同样专注倾听的姿态，然后，在你以为即将通关时，那句“不好意思，领导正在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暂时无法打扰”便适时响起，将你所有的急切与事由，都挡在了那扇象征权威的木门之外。这不好意思几乎与回绝或否定是同义词了。

在现今社会，酒店前台小姐，售货员，餐厅服务员，秘书人员等等，对客人们不好意思几乎成为口头禅。一句不好意思，让你不知如何应对，让你无话可说。

电话打到一家闻名遐迩的饭店，想预订一个据说极难排到的位子，听筒那边传来训练有素的、带着愉悦背景音的女声，在你报出需求后，那声音里的愉悦瞬间切换成饱满却空洞的歉意：“哎呀，实在不好意思，您想要的时间段已经全部订满了呢。”电话打到一家以服务著称的五星酒店，咨询某项服务，回答依然是：“抱歉，不好意思，目前这项服务我们无法提供。”拨通一所声名显赫的医院热线，寻求一个专家号挂号时，得到的也是流程化的同情：“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真的不好意思，近期的号源已经全部约满，请您持续关注。”初期的愤懑，在一次次的“不好意思”中，竟渐渐磨成了一种荒诞的麻木。

细细品味起这句不好意思口头禅的精妙。它绝不粗鲁，甚至可以说是礼貌的典范；它不含敌意，相反，它总披着一层歉疚的外衣。

然而，正是在这份无可指摘的礼貌与歉意之下，任何实质性的交流、追问、协商，都被温和地、坚决地终止了。它是一句完美的话语盾牌，一面柔软而坚韧的墙。持盾者与砌墙人隐身在“不好意思”这统一的制服之后，你看不见具体的面孔，感受不到个人的情绪。你面对的，是一个职位，一套流程，一种无可更改的规定或现状。你的个体需求，你的特殊情由，你的焦急无奈，撞在这面墙上，只能自己无声地消化。

如今，只有这种似是而非的话在中国社会高度流行，像外交辞令似的，网络和手机中流通着多少这样的不好意思啊！多年来，“不好意思”把中国人的廉耻心和责任感都“不好意思”光了。

藏在“不好意思”后面的是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厚颜和不在乎。出了纰漏，一声“不好意思”全然既往不咎，自己给自己的仲裁早于你的责备，我都不好意思了，你还有什么可怪罪的。就是看电视剧里的明朝人、清朝人、民国人，他们都会一口一个“不好意思”。

如果是熟人朋友之间联络办事，或许不好意思说出不好意思。

在中国做事，许多情形下，道理管不住，要靠情。道理是死的，情是活的。道理把事情办死了，情往往可以把事情救活。就像鲁迅先生说“基本”这个词一样，说“基本”这个词，基本有用，又基本无用，还是不用的好。

许多我认真去做，抱以期望的事，因为对方的不好意思，都狠狠地伤害我，给予我一眼到底的绝望。很多我毫无准备的事物，总是从天而降，赏赐我惊慌失措和手忙脚乱，到让我不好意思起来。

我干不过命运，这让我坦然，也让我怨恨。干不过命运，不好意思，我从此可以为所欲为。干不过命运，不好意思，我从此就会更加愤怒。

人本来是有犯罪潜能的，不小心犯了罪，不好意思，这不能怪人，怪只怪诱发他们犯罪的机会。

现在的青少年，在该幼稚的地方，往往异常的老练；在该复杂的时候，却一片浑然天真。不好意思，他们的心眼多在一个青少年不该多的地方，而对外部世界又单纯到无能的地步。

嫉妒一个人是不地道的，不好意思，不被嫉妒的人就几乎是一个失败的人，不给他人造成心理伤害就几乎不算是一个活的成功的人。即使被人唾骂或作为一个丑角露脸，也比被人冷落遗忘好一万倍。

“不好意思”，是一场高度文明的、去人格化的谢绝仪式。门并未闭，它或许始终敞开着，但你却清清楚楚地知道，你休想再前进一步。没有粗暴的声响，只有训练有素的、甜美的嗓音。它将拒绝包装成一种为你着想的遗憾，将阻断粉饰为不可抗力的无奈。你的一腔情绪，竟找不到一个具体可着落的敌手，最后只能悻悻然，转向自己内心那一片无处言说的憋闷。

“不好意思”或许是一种信任缺失年代里，人际互动成本最低的安全词。在一个陌生人社会，我们彼此试探，又彼此防备。直言不讳可能引来麻烦，沉默不语又显得失职。于是，不好意思成了最中庸、最稳妥的缓冲地带。它不建立任何实质联系，也不切断所有表面客气，它维持着一种脆弱的、功能性的人际平衡。它是一张印着此路不通的柔软路障，比起生硬的禁止通行牌子，至少看起来不那么刺眼。

然而，当“不好意思”成为所有阻碍、所有无力、所有敷衍的通用代名词时，词语本身所含的那点微弱歉意，也被消耗殆尽了。它不再表达真正的愧疚，而成了一张冷漠的面具。我们听到它，便知趣地退缩，不再抱有期待。

语言，这本该沟通心灵的桥梁，在这里异化成了划定界限、宣告沟通终结的工具。它让拒绝变得轻而易举，让不作为变得理直气壮，让整个社会的运转在某些层面陷入一种彬彬有礼的停滞与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