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用巧言令色去指责艺术的时候往往是在强调作品与人品的错位,或者说人面兽心。但,巧言令色这个词被林奕含放在李国华这个负面人物上去叩问,为什么意味着巧言令色就是一个贬义词呢。大家好像关注的都是“艺术是不是巧言令色”,而非林奕含真正提出的两个问题:艺术可不可以是内容与实际脱离的?艺术会不会从来都是这样的。
在这个故事里,她用很细的工笔去刻画诱奸与性虐待,她甚至叩问自己作为书写者的“变态的、写作的,艺术的欲望是什么?”。她提醒读者,阅读时感受到的痛苦是真实的,感受到的美也是真实的,但这一切“全部都是由文字和修辞建构而來的”。因为艺术的形式与内容完全可以超越并脱离其创作者的局限性而独立存在。就像她自己坦言,无论有多么讨厌胡兰成,依然必须承认其文章的透彻。巧言令色是一种艺术内生性的妥协与悖论,或者说艺术的原罪——宫崎骏一生呼唤爱与和平,却不得不用暴力的奇观来展现反暴力的主题;读者在反战电影里又欣赏到了毁灭之美。林奕含自己也没有逃离这种巧言令色,所以她痛苦,她说自己写《房思琪》时有一种“既痛且快”的美。读者可能会为把玩这种痛苦而不安,作者也会对用漂亮的文字具象化失权的痛苦而产生罪恶感。她的审美是古典的,古典讲究真善美三位一体文如其人,但哪怕是古典时代的巨匠如歌德也做不到知行合一,同样丝毫不妨碍《浮士德》打动无数人
在巧言令色进入大多数人的语料库之前,你会怎么形容自己感受到的创作者与载体的割裂呢?你有办法命名吗?林奕含在2017.01.17的脸书上写,“很多人当成想象力的东西其实是精神上的怠惰,那种懒像众人乘着精神的车流而他突然放开方向盘,真的会伤人的”。我也想说滥用自认为正确的概念也是精神上的怠惰,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阅读什么却感觉被冒犯,那这种被冒犯的感受也只是一次次向世界坦白了你的认知有多贫瘠而已。阅读文字的人比创作者更诚实,林奕含的善良是她得知奈保尔虐打妻子会落泪,也无法否认曾为奈保尔的文字触动,因为她有和其中的神圣性呼应的接受力。同样,阅读林奕含并认为她的创作是弱女叙事,也只是在暴露自己恐弱且空洞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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