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以为，告别是一瞬间的事。小时候，告别是早晨在校门口松开妈妈的手；再大些，告别是毕业典礼上的一顿散伙饭。那时的我相信，说完“再见”，仪式便结束了，剩下的交给时间去冲刷。直到十八岁那年，外婆去世。从殡仪馆回来，我没有掉一滴泪，甚至暗暗责怪自己冷血。
可是后来，路过她常去的菜市场，闻到炸带鱼的味道，我忽然蹲在路边站不起来。那一刻我才明白：告别从来不是一个瞬间的事，它是一场绵延多年的跋涉。
这便是我对“告别”这个词的理解，所发生的变化。这变化里，藏着我全部的成长。少年时，我把告别当成一个动作，一个可以完成的句点。庄子妻死，惠子吊之，见庄子鼓盆而歌。我曾觉得这人简直无情。后来读了《至乐》，才知道他并非不悲，而是“始也我未始不哀”，只是后来想通了生死不过是气之聚散。可即便如此，他也是在丧妻之后，经历了一段从哀恸到通透的跋涉。
哪有天生的豁达？所有的举重若轻，都是扛过千斤之后才学会的姿态。
而让我真正理解“告别”的，是母亲织了一半的那条围巾。围巾起了头，母亲就病倒了。临走前的下午，她靠在病床上，枯瘦的手还在空中比划收针的要领：“线头要藏在里头，收得服服帖帖，不能叫人看出来。“那团驼色羊绒线，连同竹青色的棒针，在第三十三针处硬生生停住，像一个哽在喉头、来不及说完的句子。我把它们收进撑木箱底，一锁就是十年。十年里，我换了三座城市，扔过无数旧物，唯独这口箱子没丢。可我从不敢打开它，仿佛一开盖，那三十三个针脚就会扯出一道豁口，把藏好的疼全漏出来。那时我以为，告别就是封存一一把和她有关的一切压进箱底，连同念想一并锁死。
可是不对。封存不是告别，是逃避。真正的告别，是十年后一个湿冷的冬夜，我鬼使神差打开那口箱子，循着记忆笨拙地绕线、回带。第一针歪扭像虫爬，第二针漏了股，拆了重来。我下意识想说”妈，你看我是不是笨得要命”，抬头只有暖气片咝咝地响。收针那夜，我把围巾绕好，翻出那部I日手机，点开唯一收藏的语音—-三秒：“囡囡，粥在灶上，记得关火。“声音落处，我终于能哭出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