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想我考虑“国是”这种概念，单纯是被“相公二心”这句虐到了——无论元度为争权还是为报复，直说也还罢了，为什么要用“二心”这话挤兑子厚？ 如子宣所言，安石在的时候只会切切叮嘱他少杀人，绝不会逼他深文周纳致人流离的。
猫当时的感受如何呢？范尧夫贬岭南，范夫人坐在狂风暴雨的船头哭着骂猫，尧夫苦笑：“下雨也是惇的错吗？”猜猜猫是不是一点都不知道？是不是一点都没有感觉？ 元度在第一次报复后第二次要他立看详诉理局，他为什么犹豫不决？为什么最后成了逼迫？ 不就是因为他根本什么都很明白，明白其后的影响有多严重、多不可控，多容易造成扩大化和人才凋零，明白只要还有正常的感情和人性，党争会让彼此对立的双方都极端痛苦吗？能在宣仁面前发疯的人，长期以惇七之名深入市井的人，你说他懂不懂那种痛苦？懂不懂政见不同不等于才能品行低劣，不等于罪大恶极，不等于一定要让对方落进可能致死的困境？
为什么一切历史都可以是当代史呢？因为除了范纯仁，还有杨宪益啊——曾经“愿逢纵欲河间妇”的风流才子，知道他和他夫人最后的结局如何吗？参看反映清洗的文学作品，这样复杂纠结、恩怨难明，无以面对上帝和良心的痛苦更多、更鲜明、更深刻，更令人难以解脱。譬如韩愈，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譬如蔡确，鹦鹉言犹在，琵琶事已非。伤心瘴江水，同渡不同归。譬如陆焉识，为什么主动回到当初被放逐的农场，为什么宁可选择让囚禁他的牢笼成为他最后的自由？譬如回到顿河岸边，重新成为革命多余人的哥萨克葛利高里：“这就是他生活中剩下的一切，这就是暂时还使他和大地，和整个在太阳的寒光照耀下，光辉灿烂的大千世界相联系的一切了！”
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要把章子厚看成必须拿反对者的血肉换自己期待的理想未来的人，或许理性分析下的政治手段必然如此，我也无能为力。我只是关心则乱，知道他不可能不难过，也没有办法不为他难过而已。所以感谢史书即使在站定奸臣认知的前提下，依然记下了一刻的犹豫，让我知道他始终都很清醒，沉默着看自己的人生二律背反；也猜测后来不为子谋、压下蔡母诉状、乃至反对端王…或许都源自此刻选择所引发的ptsd…这样的灵敏与心软，对他在朝堂应对各种私欲和敌意绝无好处，反而容易带来针对他一时意气的攻讦和嘲讽，一如此刻的二心之诬。
有时我也怀疑，为什么要在一个处处成功学的叙事环境里，认识到一个人还能有细腻柔软的人性？我不知道，这世界有太多我所无法懂得的秘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