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梁思永：“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1927年那个夜晚，梁启超兴奋地给远在波士顿的二儿子写信——李济、袁复礼自嘲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而“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之公子”。父亲叮嘱：“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

彼时的梁思永，不过是哈佛文理研究生院一名连专业都还没选定的研究生。

借助新出版的《梁思永夏鼐往还书札》及十六册哈佛课堂笔记，本文作者杨清越为我们勾勒出“成为梁思永”之前的梁思永：他在达特茅斯学院以ΦBK成员、成绩前15%的优异表现毕业；初入哈佛时在人类学、艺术、宗教史三个方向间徘徊；在虎藤、托泽、迪克森等名师门下打下人类学根基；又以“中国田野调查方法”为题，理性解构斯坦因、庞佩利在西北的探险经验。1929年夏，他随美国西南考古领军人物祁德赴佩科斯遗址实习，习得“从叠压的土层里读出时间序列”的现代科学思维——这正是日后“后冈三叠层”发现的伏笔。

他始终未能完成那个博士学位：病榻、殷墟、抗战流亡、辗转李庄……学位渐渐变得不重要了。一个在哈佛记录里“没有博士学位的肄业生”，却冥冥中应了父亲“求学问不是求文凭”的教诲，以这种未竟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淬炼，终成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思永身子虽不好，而全是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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