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讨论门槛极低的情绪，遇上理解门槛极高的专业问题时，理性讨论的空间就会被压缩。

真正理解一个法案的后果，需要阅读大量背景资料和案例，绝大多数人没有这个时间或意愿。议题往往被媒体或意见领袖框定为“你支持保护孩子吗？”这种二极管问题，一旦落入这个框架，反对就意味着“道德有亏”。群众依赖个人经验或极端案例来理解世界。一起恶性案件带来的冲击，远胜过统计数据。

在一个信息爆炸、专业高度分化的社会里，太多人失去了对专业知识的谦卑和辨别能力。在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需要与民众协商治理，但公众讨论的形式却在瓦解这种协商，转而鼓励立场表演。

任何试图用公权力包办一切的冲动，最终都会走向其反面。实质上是在追求一个既无效、又容易失控的工具。